首页 > 历史 > 揭秘 > 正文

一首词引起的血案:胡乔木与西湖毁墓拆碑风波(3)

心有委屈拟辩白

胡乔木这番言辞何所感而发呢?原来,黄裳1979年6月6日写过一篇《苏曼殊及其他》,谈到杭州西湖风景区迁墓之事,表示“我早已知道曼殊和陶成章、秋瑾、徐锡麟等人的墓,早在1964年顷就已迁往龙井附近的吉庆山(即鸡笼山)麓了。时间已经过去了15年,中间还经过了‘文化大革命’,这些迁到新址的旧墓情况怎样了呢?”又提到“10多年前在这里进行了一次大扫荡,那理由据说也就是这个,不过使用了极‘左’的思想方法,‘理论’也更为彻底。朋友告诉我,当时大声疾呼的是,西湖已经为古人、名人、死人、洋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所占领了,这可真已达到了极端严重、不可容忍的地步。为了彻底改变这种情况,就非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不可。今天我们所见的西湖,就是做过了大手术以后的样子”。他认为“秋瑾、徐锡麟、陶成章,还有曼殊,他们得以葬身湖边,因为他们都是辛亥革命前后死去的革命者或同路人。还有更古的岳飞、于谦、张苍水以及林和靖,他们也各以其特殊的理由葬于西湖旁边,不幸其中有些正是所谓‘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不论怎样说吧,他们都曾经是历史上的客观存在,采取不承认主义是不行的,那是只有阿Q才使得出来的妙计。像‘四人帮’那样的放手荡涤,企图达到‘眼不见为净’的目的,实践证明是不行了”。(《山川•历史•人物》,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年版)不用说,黄裳的批评是严厉的,而且将1964年的那次迁墓与后来“文革”中更大规模也更彻底的平墓砸碑毁庙行动相提并论。显然,胡乔木从黄裳赠书中读到此文,所以坦承“鄙人实躬亲此役,有词为证”,又“不悉详情,但与外传颇有出入”,还提出了如何善后的问题,表示下次到沪见面“甚愿聆教”。这就是说,胡乔木在写信之前即知对该词引发西湖迁墓拆碑事件已有传言,但在其本人看来是与实情“有出入”的。

自1989年秋那次初晤后,胡乔木与黄裳还叙谈过一次。据黄裳《来燕榭书札》(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中“致杨苡”1989年10月30日信中说:“最近有一事,胡乔木来沪,约我见了一面,长谈。谈西湖,谈周作人,谈文汇报,没有什么大事。”这是第一次。1989年12月13日信中又说:“胡公回来后又见一次,送了我一本诗集。”这便是第二次。至于 “与外传颇有出入”之处何在,以及“何以善其后”的话题,胡乔木在这次面晤时有没有谈过,黄裳此信未曾说及,也不见其他文字记载,因而留下了一个让人费心琢磨的悬案。

很明显,“与外传颇有出入”之句,表明胡乔木自认在这个事件上是有委屈且不能不有所申辩的。

那么,究竟“出入”何在呢?这就要追溯杭州西湖风景区迁墓拆碑事件的缘起。从时间上查考,早在1964年底胡乔木写出《沁园春•杭州感事》之前,即已有过迁墓的动因和行为。据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的陈修良女士晚年回忆,1955年,毛泽东已有拆除西湖边古人墓的念头。查《陈修良文集》(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的有关忆述可知,“从这年11月至第二年1月间,毛泽东大部分时间住在杭州的刘庄,也就是今天的西湖国宾馆。有一次同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一道凭栏远眺,看到孤山一带有许多名人坟冢,感慨道:‘西湖边的坟墓太多了,这些坟墓可以拆迁一下埋到郊区去,让死人也过集体生活不好吗?’然后江华闻言连连赞同,表示立即照办”。照办的结果,是1956年2月21日,西湖风景区开始拆迁古墓。

同一时期任中共浙江省委文教部副部长兼省政府文化局局长的黄源先生有相同的回忆:“江华把本来在西湖边上、在杭州饭店前面草坪上的革命烈士秋瑾、徐锡麟的墓,一夜工夫搬掉了。”“江华怎么会干这件事呢?原来,毛主席来杭州,住在刘庄宾馆里,有一天讲起:‘我是和坟墓为邻的。’江华一听这句话,就下命令把西湖边上的坟墓都起了。”可是,“秋瑾、徐锡麟是烈士,孙中山都肯定的,民主党派一看把历史上的烈士搞掉了,怎么会没有意见?!”“民主党派马上打电报向周总理提出意见。宋云彬也是其中一个。后来周总理责成沙文汉当即恢复。其实,是江华直接通过杭州市委动手搬掉的,沙文汉根本不知道……周总理不知道底细,他只是从国务院的系统责成省长沙文汉当即恢复”。“后来沙文汉承担了这个责任,向国务院作了检讨,把搬走的坟墓作了恢复”。(《黄源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因为拆迁古墓的行动被民主党派一状告到国务院,经周恩来发话阻止,到3月1日中止,整个过程不过10天,后来又修复了其中12座名人墓。然而,这场风波只不过是暂时平息。

上一页 1 2345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