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历史 > 揭秘 > 正文

新中国第一禁片《武训传》:江青如何借机上位?(3)

核心提示: 《武训传》一战,江青初露峥嵘,毛泽东夸奖她“在政治上很敏锐”。此前毛泽东有意识地让江青少插手文艺领导事务,《武训传》批判使他转变态度,电影界乃至文艺界的领导权,逐渐落入江青手中。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和江青。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和江青。

最高领袖亲自出马

1951年2月21日晚,毛泽东因有公务在身没去参加观影。3月初,他调来《武训传》,在江青陪同下看了一遍。据江青的说法,看完电影“我们俩人都不高兴,主席没有说话,我说这是改良主义的戏,主席不吭声??”武训通过教育解救穷人,而对封建统治没有反抗,歌颂这样的人物,与毛泽东的革命理念截然相反。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何不喜欢《武训传》,但一部电影为何会激起他发动一场规模空前的批判?

问题就在《武训传》受到广泛热烈的赞誉。批判本质上不是针对电影本身,而是针对人们对这部电影的态度。1951年初的两三个月里,各大报刊连续发表了四十多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

写文章的人,有一部分是陶行知学派的教育工作者,借评论影片,把武训与陶行知并列奉为革命先驱。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其思想具有“改良主义”色彩,虽然国共内战时期毛泽东本人也盛赞陶行知,但今非昔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的中国社会,“教育救国”已不能算“进步”思想。

借电影的东风,上海几家出版社推出了孙瑜写的电影小说《武训传》,李士钊编的《武训画传》等“衍生产品”,社会上一时掀起武训热。江青很有心地将赞誉文章及书籍材料整理后,呈交毛泽东,毛这下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经过几天考虑,3月中下旬,毛泽东电话通知周恩来,组织对《武训传》和《荣誉属于谁》两部电影的批判。京津各大报刊集中刊登了一轮批判文章,但当时大多数文艺界领导都没有领会毛泽东的意思,文章措辞委婉,带着学术讨论气息。1951年4月底,结束在石家庄编辑《毛选》工作后,毛泽东回到北京,决定亲自指挥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斗争”。

1951年5月上旬,在毛泽东布置下,《人民日报》刊登了几篇写得比较上路的《武训传》批判文章作为铺垫。5月20日,著名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在《人民日报》头版横空出世。社论本来布置给胡乔木写。身为毛泽东身边最得力的笔杆子,胡乔木憋了很久才拿出初稿,毛看后认为根本不能用,自己推倒重写了一篇。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文章还点名批评了四十二篇歌颂《武训传》的影评及四十八位作者,整篇社论只有这一长串名单不是毛泽东亲笔所写。

此文一出,以周恩来为首,曾经关怀过《武训传》拍摄、对电影给予好评的高级领导,等于全都在不点名批评之列。郭沫若、黄炎培、冯友兰、马叙伦等民主人士和教育家纷纷发文,检讨自己过去曾经赞颂过武训。从1951年5月20日社论发表到5月底的11天中,仅公开发表的批判和检讨文章就有108篇,到8月底,达850多篇。

《武训传》迅速停映。文化部电影局全体干部开始了关于《武训传》问题的讨论,凡《武训传》上映地区的制片厂、发行站、电影院等所有电影从业人员,均需在各单位负责同志有计划的领导下,开展对《武训传》的讨论。运动逐渐从批判武训扩展到批判陶行知及陶门弟子。教育部要求讨论活动必须保证普及到每一所学校、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当时全国各地有大量以武训命名的学校和教育机构,在教育部责令之下,一夜之间纷纷改为“前进”、“胜利”等时髦名字。

江青借机初露峥嵘

武训是从清末到民国都深受官方推崇的人物,即使批判文章连篇累牍,也很难让武训在人们心中真正倒掉。《人民日报》接到大量读者来信,对批判武训表示质疑,还有许多人认为,即使武训应该批判,也不必如此“小题大作”。

“为了贯彻澄清文化界和教育界在武训问题上的混乱思想这一个目的”,中央发起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开赴山东,欲从源头弄清武训真面目。江青是调查团领衔人物。临行前,毛泽东明确指出:“武训本人是不重要的,他已经死了几十年了,武训办的义学也不重要,它已经几经变迁,现在成了人民的学校。重要的是我们共产党人怎么看待这件事——对武训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应该歌颂?还是应该反对?”出发当天,毛泽东亲自送江青到北京站,可见对这次调查十分重视。江青多次对调查团说:这次搞调查,就是要搞材料,证明武训在历史上是坏人。

调查团声称“充分运用到实地采访当事人和调查历史材料”的方法,实际是先定下结论,依结论寻找论据。凡是对武训否定的事例,不加甄别即选用;凡是对武训肯定的事例一律舍弃。在堂邑、临清、馆陶等县进行了二十几天调查后,李进(江青笔名)、人民日报袁水拍、文化部钟惦棐三人执笔写出调查报告。经文化部总结会讨论,最后由毛泽东修改,于1951年7月23日开始在《人民日报》连载五天,又印成小册子。报告的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

这份报告一出,可谓“铁证如山”。身为历史学家的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文,称赞《调查记》是“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的一篇“实事求是的记载”。“读了这篇‘调查记’,曾经歌颂武训、崇拜武训的人,假使不是存心反动,也是在人民民主政权之下还蓄意进行反革命的诡计,谁会不瞠目自失而深自检讨呢?”

1951年8月8日,周扬对整个批判运动作了总结,将此片定性为“政治上反人民,思想上反历史,文学上反现实主义”的艺术。至此,电影《武训传》盖棺论定。

《武训传》一战,江青初露峥嵘,毛泽东夸奖她“在政治上很敏锐”。此前毛泽东有意识地让江青少插手文艺领导事务,《武训传》批判使他转变态度,电影界乃至文艺界的领导权,逐渐落入江青手中。而周扬则因为“思想跟不上”而失去信任。

上一页 1 234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