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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分裂解密:张国焘“草地密电”

红军长征时期张国焘的“草地密电”导致红一、四方面军的分裂,但此事的真相迄今尚无定论。本文依据当事人的回忆和相关资料,对“草地密电”的来龙去脉进行认真的梳理和分析,意图揭开“密电事件”的历史真相。

一、张国焘多次节外生支

红军一、四方面军于1935年6月会师后,仍然面临国民党军的重重压迫,急需在军事上找到出路,6月26日的两河口政治局会议决定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

除了张国焘外,其他的政治局委员都不认为有必要对政治路线进行检讨(当时红四方面军只有张国焘一人是政治局委员,其他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洛甫、博古、王稼祥都在一方面军),当务之急是解决军事上的问题。而张国焘提出对中央政治路线的批评,有借检讨政治路线之机改组中央领导层的意图。

中共中央于7月18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博古主持会议,张国焘报告了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反四次“围剿”以来的发展情况,徐向前发言介绍了四方面军的特点,陈昌浩介绍了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情况。朱德、凯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邓发的发言都肯定了张国焘到鄂豫皖后,红四方面军执行了中央正确路线,红军有了大的胜利和发展,张国焘执行了四次反“围剿”后党的路线。就在这次会上,中共中央决定由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并兼军委总负责,给予他全军指挥权。

但张国焘随后又节外生枝,自恃四方面军人多枪多,要中央开会解决政治路线问题。8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张国焘要求政治局增补9名四方面军的干部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为了团结,补选了陈昌浩、周纯全2人为政治局委员,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 

张国焘私下散布:“中央政治路线的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他对中共中央政治路线错误的批评无疑得到了红四方面军多数将领的支持,同时还得到少部分一方面军干部的支持。根据聂荣臻1980年代的回忆,当时陈昌浩约见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要求他们支持张国焘。谈了一会后陈昌浩说:“林彪同志可以回去了,荣臻同志留下来再谈一下。”聂荣臻认为陈昌浩已做通了林彪的工作。

这本不足为奇,中央红军丢失根据地,长征初期又损失惨重,即使在遵义会议后,林彪因为对毛泽东指挥部队四渡赤水令红军长途行军疲惫不堪、减员严重感到不满,曾怒气冲冲向中央提出由彭德怀担任前敌指挥。当时红一方面军包括彭德怀、杨尚昆在内的许多将领对中央领导也有所不满,认为中央已被逃跑主义和失败主义所笼罩,跑来跑去没有出路。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就记述了当时他和林彪就中央路线问题的一次争论,聂说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一贯不一致,是路线问题。林彪反驳道,既然是路线问题,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哪?我们才几个人哪?两人争得很动气,还拍了桌子。当时左权和朱瑞在场,照组织纪律来说他们应该支持中央路线,不过两人都没有表态,而且按聂荣臻的说法,朱瑞只是“没有公然支持林彪”的看法。由此可见对中央路线持怀疑态度的大有人在。

而红四方面将领目睹了一方面军近乎溃败的情形后,自然会觉得中央对一方面军的领导已经破产。再加上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两军之间出现了一些对立情绪,更加深了四方面军将领对中央的不满。一、四方面军出现磨擦的主要原因有两个:1、一方面军经过长征后,实力大减,军纪也有所废驰,中共中央的领导威信无疑在四方面军将士中受到很大的损害;2、中央的一些教条主义领导人,比如洛甫、博古、凯丰,在两军会合后发了一堆批评四方面军的议论,如说四方面军中还有土匪军阀主义残余,不是纯正的布尔什维克军队等等,这引起了四方面军将土的极大反感。

实际上,双方对分裂都负有责任。正如徐向前后来评论:“张国焘怀有野心,想当头头,制造分裂,破坏了两军会合后的团结局面。教条主义者没有贯彻毛主席的团结方针,对四方面军吹毛求疵,横加指责,也起了不好的作用。”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还直言:“说老实话,心里是不痛快的。四方面军这支部队是从鄂豫皖的一支三百来人的游击队伍发展起来的。打了那么多硬仗,发展到八万多人,很不容易。……怎么又是军阀,又是土匪,又是落后,又是逃跑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得漆黑一团,对两军团结对敌,没有任何好处,我确实想不通。”(《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

当然,张国焘作为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无疑要负很大责任,如果说他不是助长四方面军对中央的不满情绪,起码也没有去制止。

8月初,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纵队。前敌总指挥和政委徐向前、陈昌浩统帅右路军,率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四、三十军先行北上,中共中央机关随右路军行动。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则率领左路军。右路军率先通过草地,但左路军在草地中为雨所阻,加以粮草不继,在敌情变化和客观条件不利的情况下,张国焘再次反对北上计划。

1935年9月3-5日,张国焘决定左路军先行折返,同时电令右路军暂停前进,再定行止。他再次向中央提出南下计划,并夸大北上的许多困难,如粮食不足,部队减员等等。中央机关毛泽东等人则坚持要张国焘率左路军从速北上。双方隔着草地电报往复,相持不下。

二、中共中央突然秘密连夜北上

红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分裂就发生在这种情况下。1935年9月9日深夜和10日凌晨,中共中央突然率领红一方面军的三军团和军委直属队,脱离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秘密连夜北上。

对于中央采取秘密出走这种非常手段,通常的说法是由于张国焘密电陈昌浩,命令他武力挟持中央南下,这一“密电”恰被叶剑英看到,叶紧急通知了毛泽东等人,于是毛泽东才率领中共中央和红一、三军团脱离红四方面军,独自北上。叶在关键时刻为党立下大功,毛泽东以后一直念念不忘,还称赞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

关于这个密电的内容,现在最权威的来源是1937年3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说法,他提到电文中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等语。有的资料还说电文中有“毛、张、周如坚持北上,就对他们进行监视”等内容。对于密电的内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6年编写出版的《毛泽东传》只提到毛泽东的说法。

不过这个“密电说”令人生疑,难以自圆之处甚多。 那个现在众所周知的“密电”,原文除了叶剑英、毛泽东和右路军前敌指挥部个别电报人员外,当时没有其他人亲眼看过,后来在档案资料中也遍寻不见。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说他从来没见过这个密电,也不知道陈昌浩是否看过。而陈昌浩也从来没承认见过这个“密电”。

据徐向前回忆,中央率红一、三军团连夜北上后,前敌指挥部天亮后才知道,徐、陈二人都大感惊愕。徐向前对此分裂更是感到十分痛苦,非常想不通。后来四方面军前方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连夜撤离,并对四方面军放了警戒哨,请示要不要开火。陈昌浩和徐向前商议,徐向前说了一句:“那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绝对不准打。”陈昌浩也认为不能打。徐向前后来说,陈昌浩是政委,当时有军事最后决定权,如果陈要打,他是很难阻止的,所以不能抹杀陈昌浩在这一点上起到了维护红军团结的作用。从徐向前对此事的叙述我们也可以看出,陈昌浩当时根本就没有用武力对付中央的思想准备。 进一步说,假如“密电”提到了开展党内斗争,也并不能表明张国焘有用武力解决中央的意图。党内斗争是共产党解决党内意见分岐的正当途径,党内斗争表明争论还属于党内的问题,斗争结果是作组织结论。

此外,即使张国焘已经下了武力解决中央的决心,但陈昌浩是否会接受和执行这样的命令也是很成疑问的。陈昌浩和徐向前原来的态度都是支持北上的,在张国焘提出南下后,徐、陈还会同中央一再劝说张国焘顾全大局,率左路军从速北上。徐向前在这次争论中虽然没有公开表态,但他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曾要求调到中央工作,可见他是相信中央领导的。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说陈昌浩“很能干,有才气,但年青火旺,盛气凌人,连张国焘都得让他三分。平时,干部佩服他能写能讲,但也怕他发脾气。”陈昌浩当时已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他确实不满中央的领导,但很难相信他会采用武力解决中央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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