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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妻子曾是国民党头号女通缉犯

1939年5月6日,一艘搭载汪精卫、陈璧君等16名民族败类的日本货船“北光丸号”徐徐驶进上海吴淞口,停泊在黄浦江面虬江码头。船舱内气力全无的陈璧君望着浦江两岸的花花世界,一路辛酸苦楚皆抛置脑后。她早已忍受不住十多天的海上漂泊,巴不得立即成就“第一夫人”的多年宿愿。她顾不得日本主子出于安全考虑,不让下船的劝阻,大吵大闹撒起泼来,以“谁再阻拦,便跳船渡江”相威胁。前来接应的日本人得知她胆大妄为,说到做到的倔强脾气,也不得不顺从她意,将她一人护送到岸上的法租界寓所,开始了充当汉奸的生涯。回想出走重庆,一路艰辛,几度风险,陈璧君不由心生感慨。

当初,她三下广东投石问路,刺探虚实,往返云南劝说龙云,请求协助,又赴河内疏通关系,打通出逃之路。随后与汪精卫定下出逃计划:先由周佛海、陶希圣以宣传、讲学名义奔赴昆明,而后汪、陈二人借口演讲离开重庆,并与从成都转道而来的陈公博会合昆明。

投敌前的汪精卫、陈璧君夫妇。

为此,陈璧君惮心竭虑,忙前跑后。她又是派侄子陈春圃将幼子汪文悌、幼女汪文恂送往香港,又是遣散随员,收拾细软,打点行装。12月8日,只等一切准备就绪,抬脚出发之时,突报蒋介石闻风吹草动返回重庆,一场精心筹划的行程眼看毁于一旦。

十天之后,她与丈夫好不容易摆脱监视,趁蒋介石对中央委员进行训话的时机,率家人随从分两拨来到机场,准备登机离渝。大出陈璧君预料的是空军司令周至柔也同时出现在机场,并亲自为汪精卫、陈璧君等人驾机赴滇。陈顿时汗如雨下,心想这回算栽在蒋介石设下的欲擒故纵的圈套无疑。直到飞机安抵昆明机场,才知是虚惊一场。

19日下午,汪精卫一行总算逃出蒋介石的掌心,来到越南河内。本想只等日本人前来接应,作他的“第一领袖”和“第一夫人”的美梦,哪知偏偏在这个关节,日本政局发生了变化,与汪精卫早已达成默契的近卫首相宣布下野;新上台的平沼内阁对汪并无热心,再加上国内云南、四川、广东等地与汪有约在先的头面人物也反戈一击,纷纷通电声讨,使汪、陈等人处于欲走不能,欲罢不成的困境。同时,一场更令汪陈夫妇心惊胆颤的刺杀行动正向他们逼近。

1939年3月21日,一伙蒙面持枪的杀手跃身跳墙,悄悄爬上高朗街27号汪氏夫妇居住的二层花园洋楼,直奔汪、陈二人平时居住的卧室,劈开房门,一阵爆射,将一男一女击倒在地。男人胸腹中弹,不久毙命;女子连中三枪,亦受重伤。只因汪、陈夫妇头晚将自己的卧室让给曾仲鸣与妻子团圆,才使得这位得力干将代自己命归西天,为弃蒋投日征途又添一分惊险和决心。

直到4月中旬,走投无路、惊魂未定的汪氏夫妇终于盼来了朝思暮想的日本主子。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特意准备了3500吨的货船“北光丸”号,接汪精卫一行渡海赴沪,而汪精卫却出于面子,硬要乘座760吨的法国货轮“冯·福林哈芬号”,在海上与“北光丸号”会合,然后再登上日船,与影佐祯昭一同前往上海。不料,“冯·福林哈芬号”起锚已晚,中途又遇风浪,等到约定会合地点,“北光丸号”早已踪影皆无。风雨之中冯·福林哈芬号上下颠簸,左右摇摆,缓慢前进。陈璧君等人卷屈在狭小的货舱内,坐卧不宁,大口呕吐,她满口报怨汪精卫的失策和窝囊,催促他赶快设法与“北光丸号”取得联系,请求救援。四天之后,两船在汕头东南海面的碣石湾相逢。陈璧君、汪精卫在众人搀扶下踉踉跄跄地爬上“北光丸号”踏进日本人的货船,一头栽倒在日本人的脚下,认贼作父,赤裸裸地走上了叛国投敌的道路。

1939年7月13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定永远开除陈璧君的党籍。不久,国民政府也下令予以缉拿法办,陈璧君成为臭名昭著的头号女通缉犯。

为赢得汪精卫一番爱心,陈璧君下定决心,步步紧随汪精卫,投身刀光剑影的反清斗争。

1909年,同盟会在国内的一连串起义相继失败,革命形势转入低潮,汪精卫不得不流亡日本,积蓄力量,准备再战。陈璧君得知此讯,即以留学为名,赶赴日本,与汪相会,不离左右。

由于起义几次失败,汪精卫遂热心于暗杀活动,幻想借炸药之威力,消灭满清,振激人心,取得革命成功。陈璧君积极响应,并联络喻培伦、黄复生、黎仲实、曾醒、方君瑛等6人与汪精卫组成暗杀团,试验炸药,密谋策划起事。先是南下广东谋炸两广总督张鸣岐,广州将军凤山,只因戒备森严,无法下手;后又北上汉口谋刺两江总督端方,又因端方改道再度告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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