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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毛泽东得知儿子毛岸英牺牲后说了什么?

毛岸英,这是一个英雄的名字。

作为毛泽东的大儿子,这位童年时代就随母亲入狱坐牢,少年时代流浪街头,青年时期又在异国参加反法西斯战斗,回国后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光荣牺牲的男子汉,毫无疑问,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红色后代中的第一人。毫无疑问,无论就其个人的历史背景,还是和平发展的中国现实社会,毛岸英这个名字都应该是一个榜样!

□在上海,毛岸英和弟弟岸青过着像三毛一样的流浪生活,“吃百家饭,走万里路”

1922年10月24日,毛岸英出生于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按照韶山毛氏家族的族谱,岸英属“远”字辈,毛泽东为其取名,字“远仁”。作为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的人生注定与艰难困苦联系在一起。在生命的最初5年中,他随父母到过上海、武汉、广州。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他又随母亲和两个弟弟回到长沙县清泰乡板仓的外婆家隐蔽。8月,毛泽东组织秋收起义,不得不与妻子握别。从此,父子天各一方。在白色恐怖之下,为了安全,岸英对外改随母姓,叫杨永福。

8岁时,毛岸英与母亲杨开慧被当时国民党湖南军阀赵恒惕所领导的“清乡”司令部所属“铲共义勇队”区队长范觐熙(杨开慧家邻居)带领的枪兵抓获,被关进长沙协操坪监狱。在狱中,小岸英饱尝了人间的辛酸,知道了爱憎。凶残的敌人将母亲打得遍体鳞伤,岸英哭着用小手抚摸着母亲的伤痛,懂事地说:“妈妈,现在他们打你,将来我长大了要狠狠地打他们!”

这个时候,父亲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已经失败,在一个名叫井冈山的地方开始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之一。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惨遭杀害。从此,岸英永远失去了母亲和母爱。

小岸英亲历了生离死别的时刻。十多天后,他才被舅舅杨开智、舅母李崇德从监狱中保释出来。为了避免再遭迫害,岸英和弟弟岸青、岸龙在外婆和舅母的保护下,被送到当时党中央机关所在地上海,由叔父毛泽民安排进了大同幼稚园。大同幼稚园是中共驻上海的党组织为了安置、救济和培养革命烈士后代,由党的外围组织“中国互济会”出面开办的。其间,4岁的小弟弟岸龙因病不幸夭折。

不久,因为顾顺章叛变等事件的发生,中共在上海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大同幼稚园的真实身份也已暴露,1932年3月,党组织在无奈中决定将它解散,孩子们也被迫疏散。当时毛泽民夫妇已赴中央苏区工作,岸英兄弟在上海无亲无故,成了孤儿。党组织把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兄弟俩安排到幼稚园创办人之一的著名“红色牧师”董健吾家寄养,按月支付30元的生活费。董以牧师身份为掩护做地下工作,从教堂领取薪水。然而,好景不长,到了1933年,中共中央迁往江西瑞金,党的经济资助中断,而董健吾本人也因身份暴露外出躲避追捕,董的原配妻子黄慧英在生活日趋困难的情况下有些嫌弃孩子们,孩子们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还时常挨打受骂。于是,岸英和岸青离家出走,从此流落街头。

无处栖身无食果腹的岸英带着弟弟住在一座破庙里。母亲的惨死,父亲又不知在何方,兄弟俩为了生存,只好靠当报童、卖油条、推板车、拾破烂来赚取一点钱,以换来一点食物充饥,可这也只能是饥一顿饱一顿,吃了这餐没下餐。有一次,岸青接了一张假票子,无法交上款,就挨了老板的打,可也只能忍气吞声,以泪洗面。有一天,他走到一根电线杆旁,看到地上有一小节粉笔,就捡起来在电杆上写下:“打倒帝国主义!”恰巧被一特务碰见,这个狠心的家伙竟然拿起路边小贩的铁钳向岸青的头部猛击。小岸青遭此毒手,当即头破血流,昏倒在地,导致两耳变聋,大脑严重受伤,从此落下终身不治之症。作为哥哥的岸英,自然又担起了照顾弟弟的责任。然而就是处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岸英和岸青仍不忘学习文化。为了买到一本《小学生词典》,兄弟俩勒紧裤带,坚持3个月不吃早饭,终于如愿以偿。这本小小的字典,岸英一直珍藏着。这种流浪的生活一直过了5年之久。解放后,岸英在看电影《三毛流浪记》时还激动地说:“那时我和岸青在上海的流浪生活和三毛相比,除了偷和给资本家做干儿子外,其他几乎都经历过。”毛泽东也感慨地说:“为了革命事业,这些孩子从小就吃百家饭,走万里路啊。”

1935年秋,远在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长的毛泽民,托钱之光找到当时中央特科的潘汉年,帮助寻找毛岸英、毛岸青,直至1936年夏天,董健吾将他们兄弟俩从一座破庙的一帮流浪儿中间找到,这才与地下党接上关系。随后,又托张学良东北军的部下、抗联总司令李杜,利用他出国到西欧考察的机会带岸英兄弟俩到了法国巴黎。半年后,由当时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的康生,将他俩送到苏联莫斯科,并将他们送进了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

□毛泽东频频致信远在苏联的儿子,希望他们“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

岸英、岸青是1937年初到达莫斯科的,兄弟俩住在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宿舍里,岸英不久就被送到莫斯科市郊的贡沏沃学习俄语。他们兄弟俩还各自取了一个俄罗斯民族的名字,岸英叫谢廖沙,岸青叫戈勒。

1938年3月,因有人要去苏联,毛泽东赶紧给儿子写了一封家书:“亲爱的岸英、岸青: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的欢喜。现因有便,托致此信,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啊!我的情形还好。以后有机会再写信给你们。祝你们健康、愉快与进步!”这是毛泽东给儿子写的第一封家书。整整一个月后的4月4日,毛泽东又迫不及待地托前往苏联学习的刘亚楼捎信给儿子,为了让儿子知道自己的模样,还附寄了一张照片。

不久,儿子的回信千里迢迢地从莫斯科送到了延安,毛泽东虽没有手捧家书欣喜若狂,但分别了十年之久的父子总算有了书信来往,令毛泽东喜不自胜。因为坠马致使右手臂粉碎性骨折的周恩来,1939年8月在邓颖超的陪同下从延安赴莫斯科治疗。8月26日,毛泽东又给儿子写了一封家书,托周恩来带给儿子,随后还托林伯渠买了一大批图书邮寄过去,供儿子和他的中国同学们阅读学习。但遗憾的是,这些书在途中遗失了。

毛岸英、毛岸青是在1938年底搬到莫斯科市郊的共产国际第二儿童院学习的。到了1939年,毛岸英又转入苏联十年制学校的六年级插班学习。1940年秋,第二国际儿童院和第一国际儿童院合并,孩子们离开莫斯科,坐火车到了300公里外的伊万诺沃城,和第一国际儿童院的20多个国家和民族的共产党领导人和革命烈士的子女住在一起。岸英先后担任了少先队的大队长、儿童院的团支部书记和儿童院所在的列宁区团委委员,他经常应邀到各处去作报告。他还写过一篇《中国儿童在苏联》,文章长达3000多字,文笔流畅优美。后来由正在莫斯科治疗臂伤的周恩来带回国内,刊登在1940年4月12日延安的《新中华报》上,报社还配发了“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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