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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四个孩子为何三个姓氏?(3)

1945年冬,胡耀邦担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将赴前线作战。李昭态度坚决,也要求同往参加战斗。无奈,胡耀邦夫妇将未满40天的次子,送给了陕北老乡刘世昌。“当时他们对孩子可不太在乎,把革命看得高于一切。父亲只提了3个条件:一是不要把孩子再转送别人;二是将来要让孩子上学;三是让他自由恋爱。父亲坚持让孩子随老乡姓刘,老乡采取了一个折中方案,就叫刘湖(胡)了”。

从胡德华出生起,就没见过二哥。这一别,就是十几年。解放后,刘世昌一家辗转到了青海。他牢记着胡耀邦的嘱托,即便家里连吃饭都困难,还是坚持让刘湖上了学。13岁时,刘湖小学毕业,各门功课成绩优良。其间,胡耀邦从没有来找过儿子。

当得知胡耀邦已在北京任职时,刘世昌和妻子犹豫再三,“孩子像生父,学习那么好,不能耽误了”。就这样,刘世昌硬是把含辛茹苦养大的刘湖送回了北京。“父亲看到刘世昌愣了,半晌说不出话,他拍着二哥头说:‘记住,刘世昌永远是你父亲!’”此后每逢寒暑假,刘湖就会去看望刘世昌夫妇。

“走资派”的后代

全家团圆的幸福时光转瞬即逝,很快“文革”开始了。胡耀邦被打成“走资派”,发配到了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劳动。“母亲被隔离审查,年近七旬的外婆被轰回安徽老家,音讯全无。父亲的秘书、司机也早就撤走了,满妹曾一个人住在三进大院子里,几十间房子空空荡荡……”

胡德华当时还在上高中,那时他的理想是要做工程师,要考清华大学。然而刚读完高一,他被分配到北京市政二公司工作,负责修马路。“当时我的工种叫‘壮工’,听着都可怕。我一天能吃掉一斤八两粮食,可见体力消耗有多大。”

胡德华记得,当时母亲比父亲受冲击还早,在“文革”中的境况更惨。“母亲孑然一身,在牛棚里熬了一年多。然而,刚强的她从来不谈自己在‘文革’中所受的煎熬,也从不抱怨。”

由于“文革”,胡德华笑称二哥刘湖是预备期最长的党员,“预备了将近十几年!”“二哥当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化工系,和现在全国政协副主席刘延东一个班,她还是我二哥的入党介绍人。1966年5月,他成为预备党员。一般党员的预备考察期是一年,但他刚入党一个月就赶上‘文革’,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成为正式党员。”

而老大胡德平,也因为“文革”改变了命运。1962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就在1967年毕业前夕,随着邓小平、胡耀邦被打成“走资派”,邓朴方和胡德平也成了“黑五类”子女。“大哥在北大成了受专政的对象,聂元梓等造反派把持的北大革命委员会,勒令他们接受检查,要他们反对自己所敬仰和信赖的父母。那时他的身心受到极大创伤。我大哥小时候特别淘气,但是后来变得越来越老实、沉稳。”

胡德平的外表酷似胡耀邦,戴一副眼镜,书生气很浓。实际上,胡德平在进入政界以前,是个标准的学者。

“文革”后,胡德平捡起了他心爱的历史学专业,考取了中国思想史研究大家侯外庐教授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历史博物馆做研究工作,后又担任历史博物馆的副馆长。同时,胡德平还致力于“红学”研究。1983年,他联合一些志同道合的中青年红学研究者,成立了“曹雪芹研究会”,出任会长。为了考证曹雪芹的故居,胡德平到传说中的“黄叶村”香山一带考查,还出版了一本名为《曹雪芹在西山》的书册。一些红学老前辈,对他这种刻苦钻研的精神极为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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