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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上海王”柯庆施捧毛泽东比林彪还厉害(2)

为“女客人”提供基地

柯庆施不仅尽力取悦毛泽东,而且还尽力为“女客人”提供基地。

就在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之后,引起了“女客人”的注意。1963年2月下旬,“女客人”又一次南下,来到上海。所谓“女客人”,是上海市政府交际处给第一夫人江青的代号。江青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演艺界活跃过一阵子,对上海非常熟悉。她喜欢住进上海市中心的锦江饭店。她把柯庆施请到了锦江饭店。

“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江青当面恭维柯庆施,“柯老,我们对文艺界的看法,可以说完全一致!”

“我们的见解一致,是因为我们都是以主席的思想作为准则。”柯庆施说了一句非常得体的话。

江青说:“我来到上海,觉得非常亲切。上海的‘气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当作‘基地'!”

在柯庆施的支持下,江青在上海建立了“基地”--“大批判”基地和“样板戏”基地。

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讲话时,说及自己的“认识过程”,强调了“柯庆施同志的支持”: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 中国 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

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江青所说的“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发表于1963年5月6日、7日上海《文汇报》,题为《“有鬼无害”论》。作者的名字是完全陌生的“梁壁辉”。显然,这是一个笔名,据柯庆施秘书吴云溥及《“有鬼无害”论》责任编辑唐振常向笔者透露,笔名源于“大笔一挥”,写此文时颇费思索,“挥了两笔”,“梁壁辉”亦即“两笔挥”的谐音。

“梁壁辉”是谁的笔名?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俞铭璜也!俞铭璜在发表了《“有鬼无害”论》之后半年,便病逝了,年仅47岁。吴云溥告诉笔者:“俞铭璜瘦而干瘪,但极有文才。”

又据柯庆施另一位秘书蒋文杰回忆:“(1958年5月)在去北京开会之前,柯庆施的发言稿已写好。这一稿是张春桥的手笔。(主题是批判经济建设领域里的‘少慢差费'-- 作者注)到北京后,柯庆施改变主意,放弃张春桥起草的发言稿。从江苏代表团找来俞铭璜,另起炉灶,重写一稿。题目是《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俞铭璜确是快手、高手,仅用三四天时间,就赶出来了。”从蒋文杰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当时俞铭璜与张春桥同为柯庆施手下的“两支笔”。

在俞铭璜病重、去世期间,柯庆施让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接替俞铭璜。从此江青倚重张春桥,帮助她抓“样板戏”。就连西皮、二黄也分不清楚的张春桥,只好“临时抱佛脚”,成天守在电唱机、录音机旁,闭着双眼,歪着脑袋,用手在膝盖上打着拍子,听京剧录音,人称“京剧书记”。

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期间,江青大出风头,在大会上发表了主旨演讲《谈京剧革命》,一句也不提北京市委,却三次表扬了上海市委,亦即表扬柯庆施:“上海市委抓创作,柯庆施同志亲自抓。各地都要派强的干部抓创作。”“上海的《智取威虎山》,原来剧中的反面人物很嚣张,正面人物则干瘪瘪。领导上亲自抓,这个戏肯定是改好了。”“有的同志对于搞出来的成品不愿意再改,这就很难取得较大的成就。在这方面,上海是好的典型,他们愿意一改再改,所以把《智取威虎山》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后来在“文革”中,张春桥当着红卫兵的面,也曾这样谈及:“1963年在上海举行的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是与京剧革命相呼应的。那次汇演,是在柯庆施同志的领导下、江青同志的关怀下举行的。”

在上海“基地”抓“样板戏”的同时,江青抓“大批判”--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早在1962年7月6日,她在北京看了京剧《海瑞罢官》,就认为问题严重。不久,在跟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谈话时,她提到了要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部长们竟充耳不闻,仿佛没有听见似的。她向来是个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她看准了《海瑞罢官》,那就绝不会轻易放过。遗憾的是,她只能靠嘴巴进行“批判”。她必须物色“笔杆子”作为她的刀笔吏,替她捉刀。

江青继续求助上海。柯庆施依然推荐张春桥。张春桥对京剧是外行,对“大批判”却是行家里手。照理,这位宣传部长完全可以独力承担江青交给的重任。不过,张春桥心眼颇多,不像俞铭璜那般直来直去。张春桥知道这次交办的任务来头不小,牵涉颇广颇深,他宁可退居幕后指挥,向江青另荐上海一位“青年文艺评论家”姚文元。江、张、姚就这样开始秘密“合作”,炮制那篇揭开“文革”大幕的“宏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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