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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三次主动“让贤” 反对毛泽东同江青结婚(2)

深感许多留苏人员缺乏经验

感叹中国革命离不开毛泽东

1931年初,张闻天从苏联回到上海,被共产国际推上领导岗位,担任了中央宣传部长,同年9月又担任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刚回国的张闻天对中国的实际不甚了解,同时过于推崇苏俄的革命模式,曾在1932年4月发表题为《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的长文,宣传了“左”的思想。不久,张闻天化装后秘密进入江西瑞金,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等职,有人认为这一安排是想把政府主席毛泽东架空。因张闻天与博古、王明等人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都受共产国际委派回国工作,在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内成为三大常委之一。

张闻天刚到中央苏区时,李德曾拉拢他说,这里的事情还要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办。张闻天通过工作实践,同照搬苏联教条的领导者的分歧却日益加深。在“红都”瑞金,毛泽东与张闻天这一对“政府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相邻而居。毛泽东当时曾被莫斯科回来的某些人讥讽为“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张闻天却同他经常聊聊天,还关照政府工作人员要尊重毛泽东。1934年春,二人合著了《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张闻天深感留苏归国的许多人缺乏实际经验,而佩服毛泽东开创根据地的功绩,曾感慨地说:“中国革命确实离不开毛泽东啊!”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张闻天看到“左”的错误指导使革命陷入危境,行军途中向毛泽东倾诉了内心的苦闷和忧虑。两人经过长谈,并得到王稼祥支持,一致认为应清算李德、博古的错误,这就为开好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几次开玩笑说:“洛甫,你是开明之君”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在博古作了推卸错误责任的报告后,张闻天马上作了批判“左”倾军事错误的“反报告”,并带头拥护毛泽东领导党和红军。随后,张闻天负责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为确立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起到重大作用。

对张闻天的这一贡献,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整风中给予了肯定。在中共七大的一个讲话中,毛泽东强调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1935年2月上旬,红军长征到达云南扎西,在一个叫“鸡鸣三省”(即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小村子里,中央常委重新分工,由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总负责(当时有人也称总书记)。这一交权形式很简单,就是把几担装有中央文件、记录和印章的挑子交由张闻天保管。

作为一个学者型的人物,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被历史大潮推到党的总负责职位上,而他在大政方针上基本都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理。这位党的“总书记”同红军最高统帅互相尊重,配合默契,高度一致,保证了毛泽东的方针、谋略能够畅通无阻地贯彻执行,是当时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关键。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三年中,党中央的指示多以毛泽东、张闻天二人并列署名。从历史档案馆里可以看到,从1935年10月初到陕北直至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有洛甫(或张闻天)署名的中央下发电报为451件,其中“洛、毛”或“毛、洛”联名者达286件之多,占了将近三分之二。

张闻天一度被视为党的领袖,却一直坚持集体领导,遇事总要征求大家的意见,就此毛泽东几次开玩笑说:“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同时还称他的妻子刘英为“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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