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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北京高干大疏散:党内老同志被趁机“监禁”(2)

核心提示: 这些疏散外地的人同时还被要求,离京前清理家中文件,全部上缴;离京以后,凡是绝密文件一律不发;各人参加所在地工厂、农村的斗批改;不准同别的老同志接触;不经中央批准,不允许重返北京。

边境地区的军政机关,如黑龙江黑河地区的革委会、军分区也向内地迁移。吉林市计划将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疏散至农村。

许多高校也紧急迁出城市。北京大学的一部分疏散到汉中,一部分疏散到江西鄱阳湖畔。北师大师生疏散到西郊东方红炼油厂。中国科技大学迁往合肥。中央广播学院迁到河北望都。中央民族学院迁到湖北潜江。北京农业大学先迁河北涿县,后迁到陕西甘泉。长春10所高校在一个多月期间,下放干部、教师4400人,占总数的58.6%。

离开“牛棚”不久的中国曲协副主席、作家陶钝这样回忆:“北京市内一片慌乱,一些外地有关系的户都安排搬往外地。收售旧家具的店铺,以贱价收购了大量的家具。我把老家的人叫了来,把大衣橱、樟木箱子、书架,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全集或选集都装箱运回乡下。旧家具价钱落到大立橱20元,写字桌10余元,一个弹簧单人床垫子才卖了12元。”作家陈白尘在日记中这样记载:在北京站登火车时,“秩序大乱,犹如逃难的难民”。韦韬回忆说:北京疏散,“中心是要把北京的所有‘闲杂人员’、‘危险分子’统统疏送到内地去‘监护’;把业务已停专事斗批改的机关单位,统统迁往农村,或办‘五七干校’,或插队落户;把各部门各单位的重要档案、文件、珍贵资料,集中装箱运往‘三线’保存”。

10月14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于10月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通知说:为了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应付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经中央讨论决定: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办公,由周恩来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主席到武汉主持全国的大政方针,林彪副主席到苏州负责战备。同时,中央领导人及原中央负责人也相应疏散。

同日,毛泽东离京去武汉。

1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疏散工作作了具体安排。16日至17日,疏散工作紧张进行。

17日,林彪离京飞抵苏州。

同日,黄永胜指示阎仲川组织前方指挥班子进驻京西山区。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刘贤权、温玉成随同进驻。

在北京留守的主要领导人只有周恩来和黄永胜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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