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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剥削有功论”的来龙去脉(5)

当时最怕的是“左”

在七届四中全会上,邓小平针对高岗攻击刘少奇所散布的流言蜚语,作了尖锐的批评,对刘少奇为顾全大局而在全会上作的自我批评,说了一席公道话。他说:

我们常常遇到,某些同志对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不正确的言论,常常是不经过组织,不合乎组织原则的。全国财经会议以来,对少奇同志的言论较多,有些是很不适当的。我认为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而我所听到的一些传说,就不大像是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有的简直是一些流言蜚语,无稽之谈。

邓小平着重指出:比如今天少奇同志在自我批评里讲到的对资产阶级的问题,就与我听到的那些流育不同。对资产阶级问题,虽然我没有见到 1949年初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的原文,但是据我所听到的,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渡江后,就是本着中央的精神,抱着宁右勿“左”的态度去接管城市的,因为右充其量丧失几个月的时间,而“左”就不晓得要受多大的损失,而且是难以纠正的。所以,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个讲话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而我所听到的流盲就不是这样的。

邓小平在资产阶级问题上为少奇说的这一席话,不只是对高岗的揭霹,在党内主持了公道,更重要的是分清了党内的重大政策是非、思想是非和理论是非,而且阐明了一条真理,即: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以后,各项政策的正确、错误,利弊得失,其基本立足点,就是看是否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当时,突出反映在是否有利于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的工业生产。

天津效应在上海

上海解放前夕,工业陷入半解体状态。1.2万多家工厂中,只有30%维持开工。机器业工厂停工80%以上,面粉业由于北运通路不畅,产量只是内战爆发前的十分之一。占工业产值74%的轻纺工业,缺原料无销路,陷于半瘫痪状态。上海产业工人有83万,当务之急是稳定人心,尽快恢复生产。上海纺织厂的纱锭229万,占全国40%;贸易额占全国一半。上海工厂的烟囱若不冒烟,全国经济就将垮掉一半;上海市场一混乱;全国财经就会失去控制。全市私营企业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的76%,较大的工商资本家及其代理人1.7万余人。他们数量集中,国。内外经济联系广,政治影响大。解放前夕,他们有的因国民党搜刮太甚而濒于破产,有的将资金抽出外逃,有的停产观望。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陈毅任第一任上海市长。当时,陈毅和华东局、上海市委一致认为,当务之急首先是稳定人心,尽快恢复生产。陈毅认准一条,就是坚决按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方针办:集中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各党派,稳步前进。在接管初期日理万机的紧张日子里,陈毅坚持从这个大前提出发,吸取了天津在接管后的经验和刘少奇天津讲话的精神,接二连三地亲自会见各界各方代表,进行政治“亮相”,政策交底。

83万产业工人大军,是迅速恢复生产和建设新上海的主力。新市长参加的第一个集会,就是上海工人纪念“五卅”运动的大会。陈毅对他们表示敬意和寄于希望。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对资本家及他们的资产将如何处置?许多人拭目以待。6月2日下午,90多位上海最知名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拿着有陈毅署名的请柬,到外滩中国银行大楼四楼大厅出席“产业界人士座谈会”。这时,资本家们心里都有些忐忑不安:共产党会不会没收他们的厂店资产,革他们的命?当他们听到脚蹬布鞋线袜、身着土布军衣、曾威震淮海战场的陈毅将军的第一句话——“工商界的朋友们”时,紧张气氛顿时消失。陈毅说: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已告结束,新的伟大建设任务已经开始。我们的工商政策早已有言在先,就是十六个字: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人民政府愿与产业界共同协商,帮助你们解决困难,你们有话尽可对我们谈,我们暂时办不到的也会说明理由。让我们共同努力,尽早把生产恢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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