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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批陈云“反冒进”:一反就泄了气(3)

为了加快中国经济建设的步伐,毛泽东加大了反“反冒进”的力度。1958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反冒进”讲了一句很重的话,他说:“反冒进”的人“跟右派相距不远”了,“大概50米远”。陈云听了,如坐针毡,革了一辈子的命,谁愿意与右派为伍?无奈,陈云发言检讨了自己“反冒进”的“错误”,并表示,对“反冒进”中财贸工作的“错误”要负主要责任。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陈云再次检讨了自己在“反冒进”中的“错误”。

1958年4月的汉口会议,不知道毛泽东是有预感还是别的什么,他表达了这样一种心情:有些人可能是“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他说: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还会有人出来说“我早就有先见之明,还是我的对”。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党内中间偏右的人是“观潮派”,他们是“楼观沧海月,门对浙江潮”。

毛泽东的这番话意味深长。陈云当时没有参加会议,事后他得知此事,除了震惊,恐怕就是担忧了。

毛泽东通过批评“反冒进”,终于为“大跃进”扫清了思想障碍,各地纷纷以反对右倾保守为柴薪,为经济上的冒进加热、升温,从而形成了“大跃进”的高潮。

“大跃进”的后果,今天已经十分清楚,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失是极其巨大的!

1958年秋,毛泽东开始发现“大跃进”存在的问题,头脑有些清醒了,并着手纠“左”。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甚至做好了心理准备,让人家“秋后算账”。但当彭德怀批评“大跃进”是犯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时,毛泽东又很难接受了,刚刚有些清醒的头脑,再次昏胀起来,不但停止了纠“左”,还定了彭德怀的罪,继续反右。这些风云变幻,陈云自然历历在目。时间虽然到了1962年,眼下的情景已同1959年的庐山 会议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毛泽东接受意见的空间到底有多大呢?应该说,陈云还是吃不透、拿不准。

再者,陈云同毛泽东的关系是上下级关系。党内多年形成的历史习惯,是将毛泽东看作真理的化身,只要是他说了话,一般只能执行,很难回转。

陈云在“反冒进”问题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后,一直比较谨慎,一直是在毛泽东能够接受的范围内进行小心的矫正。比如,“大跃进”正热的时候,经济学家薛暮桥曾私下对陈云说,希望他找毛泽东谈谈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的想法。陈云说:“现在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热,全国许多领导都热,不吃一点苦头,这些话是听不进去的。”1959年初,陈云说服国家计委将钢的产量降为1600万吨,讨论的结果,国家计委只同意将钢降为1800万吨。不久,毛泽东请陈云和主管财经工作的几位副总理吃饭时,陈云向毛泽东进言:1800万吨好钢是不是能够完成,恐怕有点问题,他倾向降到1600万吨。当时的毛泽东,不知是没有思想准备,还是不同意陈云的意见,他停顿了一下,说:“那就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我随时准备修改总路线。”毛泽东的这一席话,给陈云的印象是,他不仅不同意陈云的意见,而且还把降低指标同总路线联系起来了。陈云在心里叫苦。孰料,毛泽东回头却提议中央开会,讨论生产计划等问题。毛泽东的意图,是希望陈云在会上把他的想法给大家讲一讲,说服头脑还在发热的同志把指标降下来,降到1600万吨。而陈云呢,以为毛泽东是因为不满意他的想法,才提出开会。所以,这个会上,陈云不仅没有讲自己的想法,还作了自我批评。这件阴差阳错的事情令毛泽东十分恼火,后来为这事曾多次抱怨。

诸如以上种种顾虑,可能就是陈云在七千人大会没有讲话的原因。今天当笔者对此文进行修改时,《陈云传》出版了,发现陈云对自己为什么在七千人大会上不讲话,也当成一件大事铭记在心,专门做了解释。事隔26年后,他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讲话,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读了陈云的回忆,笔者欣喜地看到,上面关于陈云不讲话的前两条判断,同陈云的回忆基本吻合。至于第三条原因,陈云自己没有讲,是不是就不存在呢?作为研究,应该是可以探讨的,所以仍然保留下来,以供读者参考。

七千人大会于2月7日闭幕,事隔14天后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会上陈云就当时的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作了长篇讲话,对七千人大会的一些观点和决策进行了大胆修正。他认为困难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然后提出克服困难的六条重要措施。陈云的讲话,引起大家强烈的共鸣,全场疯狂地鼓掌!陈云也很兴奋,脸孔通红。大家认为这次真是讲透了,知道了应该干什么,怎样去干,心里有底了。

那么,陈云在七千人大会上不讲,为什么在“西楼会议”上又讲了呢?

分析起来,大体有四条原因:

一是“西楼会议”的范围比较小,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也就是说,讲话的场合比较合适。有些意见在大会上讲不方便,但可以在小范围的会议上讲一讲!二是毛泽东在大会讲话时,谈到了自己在经济工作上不如陈云,陈云“懂得较多”。虽然这是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讲的,实际上是向全党宣布在经济工作方面陈云懂得最多,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谁也不如陈云内行。陈云因此受到一些鼓舞。三是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发扬民主,让人讲话的精神,或许陈云感到那个务实的、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毛泽东又回来了。2月8日,陈云在陕西组的讲话证明了这一点。他针对有人担心在北京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回去以后恐怕就不行了,乐观地说:“从这次大会开始,今后批评的门是大开着的,并且是越开越大的。”④四是严峻的经济形势。七千人大会之后,中央又发现了1962年的国家预算,表面上收支平衡,实际上有着50亿元的赤字,使中央领导人感到震惊。出于一种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几个因素相叠在一起,就有了陈云在“西楼会议”上的大胆一讲,也就有了那一篇倍受欢迎的精彩演说。那一刻,也成为陈云人生辉煌的又一个瞬间!

当然,毛泽东对陈云在“西楼会议”的讲话确有不满意的地方,认为他把形势看得黑暗了。后来多次不点名的批评陈云说农业要5到8年才能恢复。后来的实践也表明,经济恢复的时间,确实比陈云估计的要快一点,但陈云提出的一些措施,对经济的恢复则是十分有效的。

有人说,只有七千人大会,没有“西楼会议”,国民经济不可能很快走出困境。这也是对“西楼会议”及陈云讲话的一种充分肯定。这里想再补充一句,没有七千人大会,也不会有“西楼会议”。有了七千人大会的民主精神,反分散主义的举措,又有“西楼会议”确定的宏观调控措施,这样,国民经济才得以顺利调整落实。由此说来这是两个相辅相成十分重要的会议。

陈云在“西楼会议”的表现,功不可没。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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