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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提邓小平复出工作 华国锋汪东兴未反对(5)

这实际上为华国锋犯的所谓“洋跃进”的错误平了反。

“于书”中考证了“三中全会”的来龙去脉。其实,会议的主题和成果,是历史潮流发展的必然,是党的领导集体的共识。如党的工作转到以经济建设工作为中心,这当然是邓、叶,也包括华在内的中央常委集体的共识。

邓小平是1978年11月14日晚上从新加坡出访回京的。回国后,他到军科二号楼与叶畅谈,他对中央工作会议的进展十分满意。邓提出:“现在的宣传有问题,宣传华国锋,抬轿子都抬过河去了,我们现在要强调反对突出宣传个人,党是集体领导,要吸取‘文化大革命’把主席抬到至高无上地位的教训。”叶表示完全同意。两个老聋子说话,声音很大。

随后,邓在常委会上把这个意见提了出来,华及各中央常委接受了这个意见。于是就有了华在闭幕式讲话中的这段话:“今后各地区、各单位向中央作请示报告的时候,文件的抬头不要再写华主席、党中央了,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向下行文,也希望照此办理。也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希望文艺作品多创作歌颂党、歌颂老一辈革命家与工农兵英雄事迹,不要宣传我个人,党是集体领导……要多宣传老同志。”

后来,中央还专门发了不要突出宣传个人的文件。反对突出宣传个人这一思想,应是邓小平理论的组成部分,对党的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

叶剑英提邓小平复出工作 华国锋汪东兴未反对

《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于光远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1月,36元

中央工作会议最具体、最重要的成果

给“天安门事件”平反,在党内已是不争之议,不必等邓回来了,因为大家都清楚邓的立场。但是,有些人却非要把此事归功到个别人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这似乎太牵强了。

就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而言,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分组讨论的第一天,即11月11日,谭震林、傅崇碧、李昌、陈再道等同志就在发言中提出来了;第二天,即11月12日,吕正操、陈国栋、金如柏、姚依林等同志也提了同样的问题(据《会议简报》)。

陈云同志在11月12日的小组发言中提出了六个历史遗留问题,其中包括“天安门事件”问题。按陈云同志的说法,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他就“密见”了叶帅,两人充分交换了意见;并说叶还跟他谈到了人事问题。可以说,陈云同志在小组会上讲的内容,叶是了解的。正如“于书”中所指出的,以陈云在党内的资深地位,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在与会者中激起了重大反响。

在这里还需要补充一点,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前,陈云一直在杭州休养(住柳浪闻莺,原“谢家花园”),我拉着刘诗昆的亲属们去杭州,恰好也住该处。张秀夫同志(时任浙江省委警卫、接待处处长)告诉陈云我来了,他老人家就约我谈话。

我将北京发生的事情较详细地报告给他,反对“两个凡是”、“真理标准”讨论以及平反冤假错案等等问题,差点没赶上七点半返回上海的火车。尽管陈云同志因在杭州对北京发生的新情况还是比较闭塞,但是他反对“两个凡是”,支持“真理标准”讨论以及平反冤假错案的立场是旗帜鲜明的。对于“于书”及其他一些人提出的,关于陈云的发言冲破了中央常委集体领导对会议设定的框框,起到了扭转议题的重大作用问题,本人认为,中央工作会议原本就有首先拿出3天时间来讨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议题,讨论中当然会涉及到重点转移会遇到什么问题的话题。陈云等老同志就是按此议题发言的,因此,说会议设定了框框似与事实不符。

导致会议议题扭转的原因,恰恰应是中央常委通过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一重大决定。此举令与会者及全党、全国人民为之欢呼和振奋,激起与会者放下了包袱,解放思想,畅所欲言。与会者既直言批评“两个凡是”及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犯错误的同志,又对在“天安门事件”和“文革”中犯错误同志提出了批评,从而展开了热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既解决了思想认识及政治路线的争议,又促进了平反“文革”和历史遗留下来的冤案;同时还在对犯了错误的同志进行批评的基础上,顺利地实现了党中央领导的人事变动,确立了邓在党内的领袖地位,这应是三中全会最具体、最重要的成果。

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来往联络于各常委之间,华、叶、邓三位常委讲话稿的起草工作他都参与了,实际上扮演了秘书长的角色,似还兼顾了会务工作,应该说胡耀邦对三中全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当然,我们不应忘记许多老同志在这段历史时期所做的工作和贡献,特别应提到的是王震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开会之初,王震出访英国。回国后,他对会议的进展感到十分振奋,前往军科二号楼拜会叶。他提出陈云同志应回到政治局,叶回答道:“你们在台下讲,我在台上呼应。”

王震是第一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陈云同志应回到中央领导岗位上的发言者。

他是“串联专家”,经常来往于叶、邓、陈等老同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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