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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提邓小平复出工作 华国锋汪东兴未反对(4)

遗憾的是,王震同志的向秘书出于好心把该内容擦掉了。如能留下来,那该有多好啊!

从“十一大”到“三中”全会,党内围绕着冲破“两个凡是”,开始了拨乱反正的进程,其中又展开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两个凡是”社论出台后,王震和姚依林就找耿飚予以谴责,耿飚表示,他也不同意“两个凡是”的观点。

“两个凡是”最直接打击的是“文革”中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迫害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因此,一出台就遭到强烈的反对和抵制,从一开始就站不住脚,没有市场。

关于平反冤假错案

这里要提一下叶在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方面做的工作。

人民日报社搞了个内参叫《情况汇编》,1977年11月底,《情况汇编》把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写的大字报汇集起来,编成名为“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的材料,以人民日报社党委的名义,报送叶剑英和耿飚。

之后,叶在1977年12月初的一次常委会上,提到中组部老干部对部长郭玉峰的强烈批评意见,并说:“现在冤假错案申诉太多了,要找个包公来判案。”

这就是在常委会上,叶、邓共同提出由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由来。

胡大刀阔斧拨乱反正、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功不可没!

“于书”指出,当时虽然解放了大批干部,但“两个凡是”令许多重大案件得不到解决。我认为此言并不完全合乎当时的情况。

大批干部得以解放,重上领导岗位,特别是又改组了中组部领导班子,本身就给“于书”所指出的“反对‘两个凡是’主要针对的是平反‘天安门事件’和历史冤案两大问题”的解决打下了政治和组织基础。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胡耀邦就部署中组部对“六十一人叛徒案”、彭德怀案、陶铸案等重大案件,着手复查审理。

对刘少奇同志冤案的平反复查工作,中组部在1978年11月份也着手准备进行。

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中组部开始处理历史上“反右运动”遗留下来的问题,这是牵涉到人民大众,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的头等大事。

历史上那个“反右”也是一场大劫难,绝不仅是扩大化而已。平反右派功德无量,人民不会忘记。

至于平反历史冤案和解放干部的问题,1978年11月1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发言后,第二天胡耀邦就以中央组织部长的身份,全面介绍了这方面的工作情况,甚至明确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时间表。组织部长的发言应具有相当的分量和影响,党史文献和党史研究部门似有意忽略了。

其实,包括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提出的那几个冤假错案,胡都已做了相应的平反准备工作,在陈云同志提出来不久就宣布平反了。

不然,怎么可能这么快?!

关于“真理标准”一文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那就离不开胡耀邦的作用和贡献了。

叶是一直反对“两个凡是”的,也是中央常委中率先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文章(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于书”中也多次提到了。

那时,胡耀邦是通过冯文彬同志直接与叶联系的。冯文彬早年在中央苏区时,与叶帅就熟悉,此时他与胡耀邦在一起工作。

冯文彬同志经常来叶驻地向叶汇报,叶对胡耀邦的工作均予以有力的支持。对“真理标准”文章,叶是最早看到并明确予以支持的,他还让我们注意各方面的反应。吴冷西对“真理标准”一文的指责以及汪东兴所持的立场,我们都及时向叶汇报了。

关于《红旗》杂志组织写的《重温〈实践论〉》(编者注: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篇文章)一文,“于书”提到,是叶特地在常委会上提出来并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公开摆出来谈谈。

在这里补正一点,关于《红旗》的文章,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提出了六条不同意见,认为这是维护“两个凡是”观点和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

胡乔木秘书朱佳木同志把哲学所的意见交给我,让我转“叶、邓”审阅。我即送邓办王瑞林秘书,留交王秘书处理。

随后,我又将之送交叶办王文理秘书,王秘书说,太好了,正好首长交待我们对《重温〈实践论〉》都要看一看,提出看法和意见。

我请王文理将该文立即送叶审阅。

这就是叶就《重温〈实践论〉》在常委会提出开理论务虚会的由来。

《重温〈实践论〉》最后未能发表,也是因叶提出不同意见,汪表态不予发表了之。这应是叶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有力证明。

反对“凡是”及组织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的,除了胡耀邦等外,应着重提及的还有耿飚同志和王震同志。

作为宣传口负责人的耿飚同志,在《人民日报》要发表“两个凡是”社论时就明确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他立场鲜明,态度明确。这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单位成为反对“两个凡是”、展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坚强阵地的原因之一。

王震同志几乎是走街串巷地找老同志交换意见,他多次找叶表达了对“两个凡是”的不同意见,其激动的神情至今令我记忆犹新,像个“角斗士”。

因此说,反对“两个凡是”、支持“真理标准”讨论,是党的领导集体以及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

关于华国锋同志

关于华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态度,可见胡德平的回忆文章(《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财经》2008年第9期)。胡德平说,在“真理标准”一文发表一个月后,《理论动态》又发表了一篇《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这篇文章胡看了五遍,华看了两遍。

胡德平的文章还提到,王任重问华,关于“真理标准”一文是怎么一回事,华回答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可见,华对“真理标准”一文的态度与汪是不一致的。

胡绩伟在他的回忆文章中也曾说过,当汪严词批评他们时,华在场,但没有表态赞同,他因此没有感到太大的压力(见《胡绩伟自述》)。

实事求是而论,从“十一大”到“三中全会”,在开展反对“两个凡是”、拨乱反正、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等方面,华的认识也在自觉或不自觉中逐步有所改变和进步。他是很谨慎的,从未在公开场合做过不合时宜的表态。他能意识到大势所趋,面对现实。如对已成“不争之议”的“天安门事件”,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初,他就布置北京市予以平反。

华犯的“两个凡是”的错误,如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探究其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恐怕更有教益。“凡是”问题,在党的历史上可以说是由来已久。柯庆施在“文革”前就有句所谓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在“文革”期间,“凡是”达到顶峰。即使是像邓这样的历史人物,在同“四人帮”斗争的时候,也不得不曾以“三项指示为纲”这个“凡是”去抗衡“阶级斗争为纲”那个“凡是”,当然,这是一种斗争的智慧了。反对“两个凡是”,实质上是反对毛主席的晚年错误,纠正毛主席晚年犯的错误,只不过那时都还不敢揭开这层面纱。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指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

至于华的所谓“洋跃进”错误,也要实事求是。

最近看到陈锦华同志谈“洋跃进”问题的谈话,他指出,正因为这种指责,造成原来准备上马的22个大型项目大部分下马,宝钢成为“靶子”,被迫下马后,又不得不来个分期建设。

邓小平后来也说,不要再提“洋跃进”了,与1958年的“大跃进”不是一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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