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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岩自述:我干了两件涉及江青的“玄乎”事(4)

上海组学员到总政治部“放火烧荒”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从军长到党中央副主席》一书提到:“江青‘放火烧荒’,在总政治部的火很快点起来了。王洪文专门派了参加中央读书班学习的上海金祖敏?周丽琴?万桂红?单文忠等人进驻总政治部,直接参与批林批孔运动。”“中央读书班”上海组个别学员进驻总政治部搞“批林批孔”,从事先的阴谋策划到进入后的不正常活动,鬼鬼祟祟搞了好多见不得人的名堂。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我多次予以揭露,但由于受种种复杂因素的干扰,没有能够充分曝光。他们在总政的“放火烧荒”中暗中搞了些什么活动一直是个谜,我当时所揭露的只是从外表上看出来的四个问题。

一是上海组进驻总政,是王洪文在背后阴谋策划的。第二期“中央读书班”开学不久,中央组织部按照有关方面的决定,开列出本期学员参加工作的10个单位,让办公室提出各小组分配所去单位的意见。3月18日晚办公室研究时,大家的一致意见是依照学习小组和所去单位排列的对应顺序确定。与上海组相对应的单位是总参谋部,与总政治部相对应的是沈阳组,这样上海组就分到了总参谋部。19日上午,办公室总负责人王桂冀找到我说:“老金(金祖敏)提出,他们小组参加工作的单位变一下,改去总政。”我说:“这个组去总政不合适吧。他们组有十二军副军长任保俗,现在总政正在揭批李德生和他老婆曹云莲,最近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李宝琦(总政原组织部长)也被揪回总政参加运动去了。他们都是十二军的熟人。过去搞土改,工作队有熟人都要回避,上海组也应当回避吧?”王桂冀听后说:“是吗?那给老金说说吧。”不一会儿,王桂冀从金祖敏住的学员楼回来了,对我说:“老金说了,任保俗只是个组员,不负责全组的工作,去总政没关系,还是按他的意见办吧。”当天下午,学员支部召开支委和小组长联席会,金祖敏宣布各小组参加工作的单位时,把10个组工作单位的分配都说成是“办公室建议”,明目张胆说假话。

二是排斥异己,将陈再道?任保俗赶出第四小组。任保俗回避总政运动本来是我首先提出的,目的是将我不同意上海组去总政作为一种方法,来表明我对上海这帮人的政治态度,根本就没有打算能够阻止他们的图谋。果不其然,3月28日晚上,金祖敏在几个小组召集人“碰情况”的会上突然提出,他们组的陈再道?任保俗总政熟人多,工作不方便,建议调整。我心想:“不是说不妨碍吗?”王桂冀也只好无奈地打电话请示中组部郭玉峰,郭表示同意。经办公室研究确定,任保俗调到天津蔡树梅小组,陈再道改去总参政治部参加那里的“批林批孔”运动,归孙玉国小组领导。

三是违犯保密规定,拒绝上缴去总政工作的笔记本。各小组学员参加工作的笔记本都是专门编号发放的,事先明确规定,工作完毕要统一收回缴保密室登记处理。但是,上海组去总政参加运动的笔记本一直不上缴,保密员王长顺向我反映,我让他催缴。催了几次还是拖着不缴,我便将情况反映给王桂冀。不知道王桂冀是怎么给上海组说的,不久王长顺告诉我说,“四组的笔记本他们自己销毁了”。这里面如果是光明正大?没有鬼的话,怎么能违犯保密规定“自己销毁”呢?

四是参加总政运动的工作报告,违犯规定径送王洪文。各学习小组参加运动的工作报告,规定所写内容办公室没有过问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向中央呈送时,应一律通过办公室的机要室登记,然后通过机要交通上送。其他各组都是这样执行的,唯独上海组对参加总政运动的几次报告都搞得十分诡秘,既不在机要室登记,也不通过机要交通上送,都是他们自己秘密地单线直接送给王洪文,很不正常。

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市委?安徽省军区等单位派人到总政治部调查周丽琴?万桂红?单文忠?王乐亭等人到总政治部“放火烧荒”的问题。总政“清查办公室”每次都不例外地批上“请刘岩同志接待”。我每次都只能重复我从外表上看出来的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四人帮”在总政“放火烧荒”的主要目标是整李德生?田维新等人,我是跟李德生从军委办事组到总政工作的,人家把我划在“李德生线上”是尽人皆知的事。担任上海组教学工作的中央党校教员周养儒?王儒化就曾听金祖敏说过,“刘岩根本没有资格来中央读书班工作”。事实上正是这样:他们每次到总政机关,所依靠的都是少数“左派骨干”,根本不与广大机关干部接触;我是人家的对立面,他们与我格格不入,处处设防,背后搞了些什么名堂,我怎么可能知道呢,只有“左派骨干”知晓。然而,“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左派骨干”,一部分人在揭批“四人帮”时仍然还是骨干分子,如果彻底清查上海组到总政“放火烧荒”的问题,势必“拔出萝卜带出泥”。这是上海组到总政治部“放火烧荒”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清查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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