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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岩自述:我干了两件涉及江青的“玄乎”事(2)

“王洪文办的读书班”引发调查取证风潮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不久,解放军除铁道兵以外的所有单位和部分地方单位,纷纷派人到总政治部调查取证,刮起一阵调查“中央读书班”学员的风潮。仅我接待过的就有上百批,被查证者达146人。为什么凡是到“中央读书班”学习过的干部几乎都要被查证呢?原来,军队某领导机关在揭批“四人帮”罪行的大会上以及会议总结?简报等文件中,将“中央读书班”改称为“王洪文办的读书班”。读书班的名称问题为什么会引来全军性的查证风潮呢?我们看了下面这个故事就不会觉得奇怪了。

1985年,军队整党接近尾声。福州军区某集团军王军长在1973年当师长的时候曾入“中央读书班”第二期学习,回部队后一直风平浪静,顺利发展。没有想到,在1985年底写整党材料时遇到了麻烦。在集团军党委会上有人提出,王军长曾经读过“王洪文办的读书班,但在整党材料中没有交代这段历史”,因此不投通过票。当时,我的胞兄刘政(济南军区某集团军原参谋长,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被全军整党办公室派往南京?福州军区“整党调研组”任组长,参加了王军长的这次整党“过关”会。眼看会议陷入僵局,他忽然想到我曾在“中央读书班”工作过,就打电话问我:“你参加过的那个读书班,性质到底是怎么确定的?”

我告诉他:“请你们查看《邓小平文选》第12页《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一文的题解,题解对读书班的性质有明确的说法。”于是,党委会上很快有人找来《邓小平文选》,打开一看,题解说:“这是邓小平同志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的讲话。”这下子参加会议的人们才统一了认识,通过了王军长的整党材料。

说起对“中央读书班”学员的调查取证,真是五花八门,一言难尽。找我们查证者,持什么样调查动机的都有。概括起来看,可分为三类:一是持客观态度。因为领导机关宣布了,读书班是“王洪文办的”,所以应当到总政治部问问情况。持这种态度的是,你怎么说他怎么听,不带任何框框,这是多数。二是想让你多说“好话”。比如某野战军有位副政委,有人说他在读书班期间与王洪文?七林旺丹单独合过影。我写证明材料说:“我没有看见过和听说过××与王洪文一起照过相。七林旺丹与××不是同期学员,不可能在读书班合影。”取证者不太满意,恳求我写得“肯定一点,就说没有照过”,我表示我不能保证在我的视野和听觉以外发生的事情。第三种情况是带着倾向性搜集材料。不按他的意图说事,就反复提问,甚至纠缠,表示不满。这里不妨举两个例子。

有一位研究所的政委参加过第二期读书班的学习,粉碎“四人帮”后成了被审查对象。1977年11月19日和12月17日,研究所两次派人到总政治部调查这个政委在读书班学习时的情况。其中,除了几件“大事”,比如关于去公安部工作的问题?王洪文是否听取过有人对他学习情况的汇报?他在学习中是否联系过本系统的实际?江青是否接见过他所在的工作小组等等,这些问题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进行查证是形势所需,非查不可。但是,调查人员反复查问的另外一件事情,就使人有种“鸡蛋里挑骨头”的感觉了。他们问,1973年10月6日读书班开学那天晚上,叶副主席点到这个政委的名字时,“问过他什么问题没有”?对他和他所在的研究所“作没作过什么指示”?其目的很明显,如果叶剑英问过什么问题?作过什么指示,他回去没有传达,那就会给他扣上“目中没有叶副主席”?“封锁叶副主席的指示”的大帽子。因为粉碎“四人帮”以后,叶剑英是全党和全国的第二号人物,军内很多单位把对待叶剑英的态度作为区分大是大非的标准之一。这个研究所的调查人员,无疑是想在叶剑英对学员“点名”的这个“鸡蛋”里,挑到一点“骨头”来。

读书班第二期学员中有一位海军航空兵师的师长,性格开朗,谈吐幽默,善于同人交往。1977年12月24日,海军政治部派人到总政治部集体了解海军曾进入读书班学习过的12个人的情况。我和一起到读书班办公室工作的王复初干事经领导审核同意,向海军介绍了包括这位师长在内的12个人的学习情况,并提供了12人所写的“学习小结”打印件。但是,这个航空兵师的调查人员并不满足。1978年1月7日,来人进一步查证,列了10多个问题的调查提纲。我和王复初对其中6个我们知道的问题作了明确回答,并写了书面证明材料。1月14日,该师的调查人员又来到总政找到王复初干事,查问他们师长“跟庄则栋是否一起照过相”。来查证者是这个师的一名副师职干部,我们从他1月7日的查问中就感觉到这个人有急于将师长整下去并取而代之的图谋。我们回答说:“庄则栋当时是世界乒乓球冠军,国家体委主任。周总理还曾到读书班找他谈过工作。且不说我们不知道他俩是否一起照过相,就是慕名与庄则栋照了张相又算得了什么问题?”最后,这位查证者悻悻地走了,以后也没有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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