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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岩自述:我干了两件涉及江青的“玄乎”事

遵化参观引发了两种思潮的碰撞

1975年6月4日,第四期读书班学员和教职员工组成200人的队伍,浩浩荡荡路经天津蓟县到达河北省遵化县。由于路途较远一天打不了来回,故决定用两天时间,除参观原计划的西铺生产大队外,另外增加了“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沙石峪生产大队。

西铺生产大队的前身是王国藩领导的“穷棒子社”。1952年,河北省遵化县西铺村共产党员?村干部王国藩,把村里最穷的23户农民联合起来办起了一个初级社。社里仅有的一头毛驴,还有四分之一的使用权属于没有入社的村民,因此人们把他们叫做“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面对冷嘲热讽,王国藩不予理睬,带领23户农民发奋努力,依靠“三条驴腿”,从上山砍柴换农具做起,使生产得到迅速发展。第二年,合作社社员就发展到83户。没几年,粮食亩产从120多斤增长到300多斤。王国藩合作社的名气越来越大。

“穷棒子社”的创业之举深深地感动了毛泽东。他写按语说:“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23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

王国藩历任西铺乡高级社主任,遵化县建明公社社长,遵化县革委会副主任,唐山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河北省革委会常委,中共遵化县委第一书记,中共河北省唐山地委书记;被选为第一届全国劳动模范,第二届?三届?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1960年3月30日,毛泽东亲自接见了王国藩。王国藩的事迹被选入当年的小学课本。他的名字在国内家喻户晓,成为全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

作为时代风云人物,王国藩的生活却非常俭朴,始终没有改变农民形象,也没有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他到中央读书班学习,穿的仍然是那身农民的装束:黑色对襟上衣,黑色土布裤子,老伴做的黑布鞋。从1967年开始,及至担任了一系列高层领导职务后,他仍然不脱离农村,不脱离生产,不拿工资而记工分。

王国藩在读书班的学习讨论中少言寡语,但在介绍自己的生产大队时却如数家珍,滔滔不绝,讲得有声有色。学员听后,大多数觉得“受教育很深,上了一堂最生动最实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课”,但也有少数人提出不同意见,引发了两种思潮的碰撞。

一是如何看待生产队之间收入差别的矛盾。据王国藩介绍,20年来,西铺生产大队通过改良土壤?兴修水利?改进技术管理?开展多种经营等措施,增产效果显著,当年的工分值达到2元,比其他生产大队高出1元左右。对于这种差别,多数学员认为是正常的,属于生产力发展范畴的矛盾,解决的办法是搞好“传学赶帮带”,使后来者居上。但也有部分人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法权”,属于“阶级斗争”范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是“无产阶级专政艰难的任务”。这种观点的根源来自张春桥的歪论。学员参观遵化前两个月,《红旗》杂志1975年第4期发表了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给“左”倾思想较重的一些人提供了理论武器。他们拿着“资产阶级法权”的帽子到处扣,把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差别?生产队之间自然条件的差别?生产经营收入的差别,统统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多数学员特别是绝大多数部队学员,不赞成他们的说法。

二是如何看待王国藩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段经历。6月4日下午,王国藩带领学员参观一片被改造的农田时,在一棵大树下即席介绍了西铺生产大队的发展历史。其中提到,“文革”初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一帮造反派跑到西铺村,扬言王国藩领导的生产合作社是“假典型”,王国藩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煽动社员搞所谓“揭发”。经过一番折腾,实在无法找到“假典型”和“走资派”的事实根据,就说王国藩是“慈禧太后亲戚的后代”,胡搅蛮缠,连续围攻王国藩好多天,搞得无法生产和工作。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于1967年2月5日利用陪阿尔巴尼亚贵宾视察沙石峪生产大队的机会,去西铺才给王国藩解了围。对王国藩的这段经历,在学员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反应。大部分人认为,王国藩“顶住一小撮极左分子妄图把‘穷棒子社’砍倒,把西铺大队打成‘假典型’的罪恶企图,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表示钦佩。但少数人却认为,这是王国藩“对‘文化大革命’不满,不能正确对待造反派”的表现,表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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