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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和陈云如何能成新中国政治生命最长的两个人?(2)

由于领导层中的不同认识没有做到迅速统一,调整方针在贯彻中遇到很大阻力。尤其1980年初提出制订十年规划后,急于求成的思想又有所抬头,使许多该退的项目没有退下来,全年积累率仍高达30%多,财政赤字继续突破100亿元,商品供需差额和货币投放增幅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的一年。面对这种局面,邓小平给了陈云更大的支持。他在同年11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听取国务院的汇报会上,请陈云“讲几句收场”。陈云说:有人认为搞调整是“耽误了时间”,“从鸦片战争以来耽误了多少时间,现在耽误三年时间有什么了不得。”“历史上讲我是右倾机会主义,再机会主义一次。”“经济工作中‘左'的东西没有肃清。基本错误是‘左'的东西。”随后,邓小平讲话,表示赞同陈云的意见,说“想问题的方法,要着眼于退得够不够”;经济增长速度如果保持不了5%,4%也行。他还请陈云在此后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就国家经济政策“作一篇发言”。会议根据邓小平、陈云的讲话精神,将1981年经济计划又作了调整:工农业总产值由原定增长6955亿元,降为增长6800亿元;基本建设投资由原定550亿元减为300亿元,比上一年降低40%。 [8](pp.1599~1601)

接着,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着重讨论经济形势和调整问题。陈云作了题为《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的讲话,提出一系列关于经济工作的重大原则。他指出:“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这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不过要头脑清醒。”“涨价商品的面相当大,影响人民的生活。”“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超英赶美等等。”“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这次调整后,“会站稳脚跟,继续稳步前进。”[3](pp.277~282)

在那次会上,邓小平作了总结发言。他一开始就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同志负责财经工作,提出了调整方针,去年四月中央工作会议对此作出了决定。但因全党认识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所以执行得很不得力。”“我们这次调整,正如陈云同志说的,是健康的、清醒的调整。这次调整,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如果不调整,该退的不退或不退够,我们的经济就不能稳步前进。”讲话中,他还对陈云的几个政治方面的观点表示了支持的意见。他说:“我赞成陈云同志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陈云同志说,经济工作搞得好不好,宣传工作搞得好不好,对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能否稳定发展,关系很大。……这里说的宣传工作,实际上包括党的整个思想政治工作。”他强调:“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改进宣传工作,已经作为保证这次调整的顺利实现、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摆在全党同志面前。”[4](pp.354~365) 正是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陈云倡导的国民经济调整得以继续向前推进。1981年底,在农轻重的比例上,在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上、在财政收支的平衡上以及在物价的稳定上,都基本实现了调整的预定目标,从而为后来的全面改革和经济腾飞创造了有利条件。

推动干部队伍的年轻化,是陈云重新回到中央决策岗位后关注的另一个重大问题。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就表示应由年富力强的同志组成中央书记处,以便使中央常委摆脱日常小事。以后,他又在1979年10月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正式建议成立中央书记处。[5](p.253)对此,邓小平表示赞成。在他们的推动下,中央于1980年初成立了由一些相对年轻的领导同志组成的书记处,并作出了关于在县级以上单位设置顾问的决定。1980年8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在讲话中又特别强调了他对陈云关于大胆提拔和放手使用年轻干部意见的支持。他说:“陈云同志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这些意见讲得好。” [4](p.326)

由于一些老干部刚刚恢复工作,要他们很快退下来,思想不通,致使提拔年轻干部的工作进展缓慢,收效不大。陈云感到问题紧迫,所以在1981年4月又写了一篇题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的文稿,分送邓小平和胡耀邦等人,并提议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讨论青年干部问题。文中写道:目前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不警惕干部青黄不接的情况,任其拖下去,其结果不得不在老干部短时间内陆续病倒病死的情况下,被迫仓促提拔一些不很适当的中青年干部;另一种是从现在起,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使他们成为各级党政工作的后备力量,随时可以从中挑选领导干部。他指出,后一种是最有利的办法。他还建议,各级都要设立一些辅助工作机构和辅助人员,如研究室、副秘书长、部长助理等,给中青年干部接触全面工作的机会;中组部要成立青年干部局和技术干部局;对退居二三线的老干部要在看文件、听报告、住房、医疗、交通工具等政治和物质待遇上给予照顾和优待。邓小平同意这些意见,同时指出,“老干部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得好”。[3](p.298)于是,陈云又召集党和军队干部工作部门的负责人开会,研究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并主持起草了座谈会纪要。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印发了陈云的上述文稿和座谈会纪要;会后,又留下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开了三天会,专门讨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和做好老干部离职休养与退休工作的问题。会上,邓小平在陈云讲话后发表了即席讲话,指出:“我们历来讲,这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现在,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是十分迫切了。”“去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陈云同志更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他提得非常好,我赞成。原来我们还是手脚小了一点,陈云同志提出,选拔中青年干部不是几十、几百,是成千上万。”“现在六十五岁的人,过五年就七十岁了。时间过得很快。所以,陈云同志这个建议我是双手拥护。”在那次讲话中,邓小平还讲:“我和陈云同志交过心的,老实说,就我们自己来说,现在叫我们退,我们实在是心里非常愉快的。当然,现在还不行。我们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国家的政策,党的方针,我们当然要过问一下,但是最大的事情是选拔中青年干部。我们两个人的主要任务是要解决这个问题。”[4](pp.384,385,388)

1983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集中财力物力、保证重点建设问题。陈云在会上讲了四点意见后,又特别讲了一下干部年轻化问题,提出目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第二梯队的干部,年龄也是60岁以上了,与中央常委中第一梯队的年龄相差不大,因此,要抓紧选拔50岁上下、特别是40岁上下的优秀干部,把第三梯队也建立起来。只要有了第二梯队,并且有了第三梯队,跟随“四人帮”的“三种人”就翻不了天。他指出:“这是党和国家的大计。老同志要自觉地、认真地、正确地选拔接班人,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培养他们,主动地给他们让位,‘把他们扶上马,再送上一程'。” [3](p.325)对这个意见,邓小平再次给予了呼应。他说:“陈云同志的讲话,不但谈了经济问题,还谈了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即干部队伍三个梯队的配备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讲得非常好。”[8](p.1715)在邓陈的合力推动下,中国共产党比较好地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直没有解决好的新老交替制度化的问题,使党保持了生机与活力,使国家的各项事业得以持续健康地发展。

鉴于那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陈云在大力推动干部年轻化的同时,也提醒大家,提拔的年轻干部必须德才兼备,“闹派性的骨干分子、打砸抢的分子,一个也不能提到领导岗位上来”。[3](p.301)对这一点,邓小平也表示非常赞成。他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人一定要选好。还是老话,要坚决贯彻陈云同志讲的几条,几种人不能放进去啊!”[4](p.400)

邓小平对陈云主张的支持,还表现在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问题上。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同时被选为新设立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负责全党的党风党纪和案件审理工作。就在中纪委用力纠正党内各种不正之风时,一些地方,特别是广东、福建沿海一带,又借对外开放、实行特殊政策之机,刮起了走私贩私之风。有些党员领导干部不仅采取姑息态度,而且还参与进去,成为走私活动的保护伞。1982年初,陈云把一份反映广东一些地方走私活动猖獗的简报批给几位中央常委看,并在批示中写道:“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常委们看后都表示同意,邓小平在“并且登报”四字前面还加了“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八个字。[5](p.287)随后,中共中央书记处迅速开会,就此发出紧急通知;又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部署落实邓陈指示的工作。接着,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邓小平在讨论这一决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特别强调:“现在刹这个风,一定要从快从严从重”,“没有一点气势不行啊!”[8](p.1723)到1983年4月,全国立案审查的有19万多件,涉及党员7万多人,开除党籍8500多人,追邀赃款赃物合计4亿多元,有力遏制了走私贩私、贪污盗窃、行贿受贿、投机诈骗等严重犯罪的歪风。在邓陈合力推动下,改革开放初期这场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斗争达到了预期目的。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给予陈云很大支持,同样,陈云对邓小平的重要主张也给予了积极配合。例如,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与我国南部接壤的某国实行反华、排华政策,甚至侵犯我国领土、毁坏我国村庄,杀害我国军民,并对邻国进行大规模军事入侵。对此,我国政府多次发表声明和向该国照会,表示强烈抗议和谴责。然而,该国却把这一切当成耳旁风,视我方软弱可欺。邓小平认为,对这种嚣张气焰,必须进行自卫反击。他指出:“如果我们在 印度 支那问题上都无所作为的话,只会加剧国际紧张局势。”[1](p.487)鉴于自卫反击的决策事关重大,为慎重起见,他特别请陈云从多方面考虑一下利弊得失。陈云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可以下这个决心,并提出了有关作战方针的建议。[5](p.236)中共中央遂于1979年2月14日发出关于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自卫反击战于2月17日开始,我国边防部队达到预定目的后,于3月5日撤离对方边境,16日全部撤回我国境内。这场战斗在地区、时间、规模上虽然极为有限,但对于保证我国在国家安全态势良好的条件下进行改革开放和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印度支那局势的好转做出了积极贡献。20世纪90年代初,该国主动提出与我国恢复睦邻友好关系,从此,两国捐弃前嫌,不断增进友谊,重新成为了好邻居、好伙伴、好兄弟。

陈云给予邓小平密切配合的另一个例子,表现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上。我国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系统清理过去“左”的错误,引发了党内和社会上两股思潮:一股认为,党中央否定了毛泽东,违反了毛泽东思想;另一股认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要彻底否定。面对这两股思潮,邓小平提出要在适当时候,由党中央就新中国成立后的经验教训作一个决议,对那段历史作一个评价。他主张,起草这个决议,一方面,要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另一方面,要把这一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宜粗不宜细,核心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对邓小平的主张,陈云十分赞成。他对起草小组的人说:“小平同志提出《决议》宜粗不宜细,我是同意的。要在这个原则下面,是成绩就写成绩,是错误就写错误”。“《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3](pp.238~284)为了使《决议》能够充分体现邓小平的意图,他还提出建议,即在《决议》中增加回顾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共产党28年历史段落,说这样写,对“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3](p.284)对于这个建议,邓小平十分赞赏,说陈云的“这个意见很好”,“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4](pp.303,306)由于邓陈的密切配合,《决议》经过一年多的起草和4000多人的讨论,终于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获得通过,起到了使党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作用。

关系之三:在分歧面前以改革开放大局为重

古今中外任何志同道合的政治家之间,都不可能完全没有分歧意见,问题在于分歧的性质和对待分歧的态度。邓小平和陈云虽然都主张改革开放,但在一些问题上同样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分歧。不承认有分歧,不是唯物主义;过分夸大这种分歧,甚至把他们的关系描绘成权力斗争,更有悖历史的真实。实际情况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当他们出现分歧时,要么一方放弃自己的观点,要么彼此求大同存小异。无论哪种情况,他们都把维护党的团结和改革开放大业作为最高原则。

邓小平始终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全党全民都应当把现代化建设作为中心任务。因此,在他第三次复出后,十分重视利用当时有利的国际条件,要求加快从国外引进设备和技术。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之前,他约谷牧谈话,听取出访欧洲国家的汇报,强调要“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搞建设,要抓紧时间”。[1](p.335)但是,当后来陈云提出,现在经济比例失调情况严重,要把各方面比例先调整好,再加快发展;不能只考虑从国外引进项目,还要考虑国内提供配套资金的能力;对外债要分析,真正的自由外汇很少;现在国际市场是买方市场,只要国际关系不出大变化,这个有利条件不会失掉等等意见之后,邓小平部分放弃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赞成陈云同志那个分析,外资是两种,一种叫自由外汇,一种叫设备贷款。不管哪一种,我们都要利用,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这个条件不用太可惜了。”“问题是怎样善于利用,怎样使每个项目都能够比较快地见效,包括解决好偿付能力问题。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我们引进每一个项目都要做到必须具有偿付能力。可以先干两件事再说。陈云同志的意见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研究,我赞成这个意见,应该这样来研究。”[4](pp.198,199)从这些话中不难看出,他对这个问题,虽然保留了自己的一些观点,但从总体上是同意陈云意见的。

同样,陈云在遇到同邓小平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也往往表示赞成邓小平的意见,起码不再公开坚持自己的观点。

例如,在经济特区问题上。陈云曾在1981年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说过:“广东、福建两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在部分地区试办经济特区(广东不是全省特区,福建也不是全省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当然,来料加工,合资经营,现在许多地方也在做,但不能再增加特区。……像江苏这样的省不能搞特区。”[3](p.306)

1982年春节,他约当时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几位负责人座谈,再次强调:“现在搞特区,各省都想搞,都想开口子。如果那样,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家统统出笼,大搞投机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特区第一位的问题是总结经验。”[3](p.311)但是,当邓小平在1984年初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9],并请他们向陈云汇报。陈云听后,明确表示赞成邓小平的意见。接着,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召开会议,根据邓小平谈话的精神,建议开放天津、上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形成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委托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的谷牧向正在杭州休养的陈云汇报。陈云再次明确表示,同意开放14个沿海城市,同时也指出:现在特区还没有“拳头”产品,要它那里搞“拳头”产品有困难;外资企业产品要有一定比例内销,但对有发展前途的国内工业应当保护;特区不要搞自己的货币,如果一定要搞,发行权一定要集中到中央。 [8](pp.1672~1677)显然,陈云在这件事情上总体上向邓小平的意见靠拢,但也保留了一些自己的观点。

再例如,在党员雇工问题上。改革开放初期,党内在个体私营者雇工问题上出现了不同意见的争论。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和陈云的意见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是,都主张看几年再说;不同的是,看待党员雇工问题的侧重点有一定差别。1982年底,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农村雇工限额问题发表意见,指出:“过去国务院规定最多不超过七个,现在实际上多了一些。究竟限不限,限几个合适,还要看一看。但对这类问题,报纸上不要大张旗鼓地宣传。……看一段时间以后再说比较稳当。”[5](p.316)但1983年底,他在中央常委传阅《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送审稿时,看到上面有允许共产党员雇工的规定,感到不妥,随即批示:“雇工政策还可以再看几年,即使出一点问题也不可怕。”但“对党员雇工要慎重。党内对此存在不同意见,中纪委也有个意见准备报告书记处。因此,这个文件是否先不作规定,由书记处再讨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需要充分讨论。小平同志在八大党章报告上讲:‘党员必须是从事劳动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人。'现在形势虽然比那时有很大发展,但对党员的基本要求还应当坚持。看这个问题的利弊,不仅要从现在看,而且要从若干年后来看”。为稳妥起见,他特意把这个批示先送给邓小平看,然后再送中央书记处。[8](pp.1730~1731)邓小平看后,批示“中央书记处再议”。根据陈云的意见,文件在发出时,删去了有关允许党员雇工的规定,并明确要求对农村雇工要加强管理,认真调研,以便条件成熟时做出具体政策规定。[5](p.344)后来,中共中央书记处否定了中纪委制定的《加强党的纪律的若干规定》中有关党员不准雇工的规定,认为雇工有多种情况,十分复杂,涉及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只有进行调查研究,才能对党员雇工作出合理的规定。邓小平也对雇工问题表示了两点意见:其一,“看两三年,没有什么了不起,将来经济发展了,如果有了偏差,一个命令就可以收回来。”其二,“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要提倡党员搞合作生产,我们终归是要搞社会主义的。” [2](p.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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