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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假若没有朱德 毛泽东有可能变成土匪(图)

 毛的农军中埋伏 400余人构成红军的开端

最初几天起义进行得很顺利,许多重要城镇落到了起义军手里。然而,长沙的工人并没有像毛所期望的那样,起来支持农民。当两支已脱离国民党的部队决定在他们之间开战后,力量单薄的起义军就面临内部火并的危险,于是,安源矿工差不多都被消灭了,毛的农军也中了埋伏。

在起义爆发后的一个星期内,毛不得不放弃毫无希望的整个行动。正如他所承认的,“部队的纪律差,政治训练水平低,指战员中有许多动摇分子。开小差的很多”。在起义中,共产党杀掉了许多国民党人,并烧了他们的房屋,而这些人在统一战线时期被称之为同志,所以,湖南当时流行着这样一支讽刺歌:

砍,砍,砍!同志砍下同志的头!

烧,烧,烧!同志烧掉同志的屋!

在浏阳县的文家市,毛集合了起义军的残部,前敌委员会举行了一次会议,9月20日毛率领他们向井冈山进军——沿途趁势释放了被监禁的共产党人,并打开公仓,把粮食分配给农民。

尽管他的部队在芦溪突遭袭击,但毛在9月底还是把他们重新集合起来,并在永新县三湾村重整旗鼓。那天晚上,毛将残存的400余人整编成一个团,在部队中实行民主,由党掌握军队,废止打骂,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在另一种意义上说,这才是红军的开端。

从文家市经三百多英里的行军,10月,毛和他最得力的团到达了湘赣边界上的井冈山,这个地方对于他来说,不仅仅是以后几年中时断时续的一个山区根据地,而且也是他此后全部事业灵感的源泉。

 毛被免职中央委员会批评毛“只与土匪和杂色军队接头”

后来,毛断然把1927年的悲剧归罪于陈独秀(中国人)和两个共产国际顾问罗易(印度人)和鲍罗廷(俄国人)。陈独秀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应负最大的责任,而鲍罗廷“随时准备尽力去讨好资产阶级,甚至于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最后他也下令这样做了”,共产国际的印度代表罗易“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罗易是个蠢货,鲍罗廷是个冒失鬼,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而罗易则指责毛是一个顽固和有意阻碍我们的革命计划的、完完全全的动摇分子,因此将他免职。

给毛的评语之所以下的这样刻薄,是由于毛本人在8月下旬至9月上旬的4个星期内,对革命局势的认识发生了激变。8月间,毛曾断言中国将会发生自己的十月革命,可在武装进攻长沙失败后,他转而相信,“从城市观点来看,这个运动好像是注定要失败的”。他看错了时机。

毫无疑问,毛以前过分夸大了农民起义的真实潜力。一个当时曾参与起义的同志后来说“毛向瞿秋白保证湖南至少可以发动10万的武装农民参加暴动,而瞿电告莫斯科的数字增到20万,结果最后仅有5000人”。

在11月14日共产党政治局会议上,把长沙失败的不幸归之于毛:“湖南省委所作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他被指控为军事投机,不充分发动农民,收编土匪和公然违背中央委员会的指示。

毛使用多少有些讥讽的口吻为他的失宠辩解:瞿秋白的人偶尔发现了我在湖南的一本小册子,其中包含我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点。这激怒了他们。枪杆子里面怎么可能出政权呢?因此,他们撤了我的职……他毫不后悔地说:“尽管这样,我们仍然在井冈山把军队团结起来了,深信我们执行的是正确的路线……”

其实,毛和中央委员会并没有实质上的分歧。双方都赞同这样的目标:即通过组织农民的革命力量(革命的主要力量),从农村包围城市,配合军队和城市的暴动(革命的辅助力量)。

但是,与中央委员会不同的是,毛不相信分散的暴动会扩散到广大的地区。并且,他把从湖南带出来的队伍整编成为正规军,这样,他们被作为“客军过境”来对待,也就毫不奇怪了。中央委员会批评毛“只与土匪和杂色军队接头,不引起极大农民群众起来暴动”,有些地方是符合事实真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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