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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时干部恶行:逼群众拆屋沤肥 掘坟挖尸(7)

核心提示: 1958年12月中共中央监委办公厅的一个报告中列举了少数干部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情况:一是侵犯人权,残害人身,如骂人、打人、押人、捆人、跪石子、拔 头发及施用各种肉刑;二是搜查和没收群众的东西;三是滥用“集训”,即把有问题的人集中起来监督劳动,甚至严刑拷打;四是用“辩论”的方法斗争干部群众, 甚至侮辱拷打;五是不让吃饭;六是强迫群众拆屋沤肥;七是强迫群众掘坟挖尸,扩大耕地面积。

一些著名的四清试点单位,都是在政治名人指导下进行的,如陈伯达的“小站四清”、王光美的“桃园四清”。贵州省晴隆县的四清工作团,不受当地县委、地委的领导,直接在省委领导下工作,与省委意见不同的,可直接报告中央。{73}当地方官员与工作队意见相左时,吃亏是地方官员。贵州省毕节县委与上级工作队因为对一位公社书记的成份有不同意见,而犯错误。{74}为了避嫌,大多数下级明知上级的工作队有错也不敢指出。

四清运动中,一些冤案往往是在不了解当地情况的上级工作队手中制造出来的。运动过后,大多数的当事人被平反,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四清运动成为浪费人力、物力的闹剧。要强调指出的是,虽然有一部分基层干部确实欺压民众,四清运动中对他们的批判和整肃是罪有应得,但是大多数在四清运动中受批斗处分的干部要么是冤枉,要么多少有些被过分处理。在文化大革命后的落实政策工作中,大部分在四清运动中受处理者得到平反。据笔者所见资料,平反的比重各地不同,有的地区超过90%,有的地区在60%左右。例如湖南省衡山县四清运动中受到各种处分的人员中,有64.9%得到平反。{75}湖南省汨罗市对四清中受处理者进行复查,65.4%得到平反。{76}四川省中江县在1978—1985年间对四清中受处理的干部人进行复查,纠正了3238人,占66.8%。{77}贵州省麻江县1978—1987年落实政策中,对四清运动遗留案件37人复查,改正33人,维持原处理决定的4人。{78}换句话说,大多数人是斗错了,当然也有一些是罪有应得,这也说明评价四清运动并不容易。

困惑之四:运动出人才,非制度化社会流动。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缺乏一种制度化的人才选拔机制,因此各种政治运动成为社会精英更替的主要方式,在每一次运动中,多多少少会有旧的精英下台,也有新的精英登场。运动具有这种功能,是吸引人投身运动,把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年有一个专有名词“四不清干部”,专门指在四清中被认为有问题的人。当年基层干部队伍的替换程度是相当大的,北京市郊的通县在四清运动进行地区,有2047名党员被开除出党,占全部党员的18.03%,同期接收新党员3235人,这些新党员中有116人直接担任党支部正副书记,291人担任大队和生产队等各级领导。{79}据一项在河北农村进行的调查,四清运动还产生的一个后果是,老干部们在这场运动中受到了沉重打击,为新一代精英的崛起创造了条件。{80}

山西省阳泉市郊区的四清试点农村中,调整的干部占总数的30.2%,被调整的干部中大部分是被调掉(占70.6%),少数是调动(占29.4%)。{81}山西省武乡县在四清运动中,全县411个大队领导权中,被认为全部烂掉的43个,局部烂掉61个;烂掉和基本烂掉的大队干部165人,占大队干部的13%;全县10133名各级干部有四不清问题的7760名,占76.6%;撤换和调整大小队干部2870人,占28.3%;运动中发展党员1131人。{82}贵州省晴隆县在四清运动中处理党员430人,发展党员696人,其中98人安排领导职务。{83}甘肃省张掖地区在四清运动后,公社及以上干部中只有54.6%留任,大队和小队干部中留任的占52%,可以说是大换班。{84}宁夏在四清运动中进行了夺权斗争。夺权的公社和大队,分别占18%、29%。{85}

虽然上级希望通过运动来物色人才,但是难免存在假公济私。1964年12月,中共福建省委、省人委联合发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清洗和补充人员问题的通知》。省委要求各级党委、社教工作团和组织人事部门应坚决贯彻阶级观点、政策观点和群众观点,做到认真负责,一丝不苟,防止私招乱雇、引用私人,切实保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86}

然而用政治运动来达到维护基层干部的纯洁性是做不到的,这种方法的前提是假定有大量的人是纯洁没有缺点的。事实上人总有缺点。当年在山西省定襄县的四清工作队发现,要找到苦大仇深、正派没有缺点的积极分子十分困难。{87}在体制没有改革的前提下,新上台的基层干部未必能够洁身自好,甘肃省张掖地区在四清运动刚结束就发现新的“四不清”138起,多数都是新上任的基层干部。{88}

【注释】

①沈延生:“中国乡治的回顾与展望”,《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1期。

②《甘肃省农业合作制重要文献汇编(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55页。

③黄如海:“广西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初探”,《邕宁文史资料(6)》,超星数字图书馆,第55页。

④《晴隆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3页。

⑤林小波:“四清运动研究述评”,《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3期。

⑥高华:“大饥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

⑦林小波:“四清运动的起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3期。

⑧戴安林:“湖南四清运动述评”,《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3期。

⑨李若建:“大跃进与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分析”,《二十一世纪》,2002年8月号。

⑩魏明铎:《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工作全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85页。

{11}《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422页。

{12}李若建:“大跃进时期基层干部行为分析”,《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8冬季号。

{13}李若建:“大跃进与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分析”,《二十一世纪》,2002年8月号。

{14}章重:“信阳事件揭秘”,《党史天地》,2004年第6期。

{15}郭志珍:“1959寿阳事件”,《沧桑》,1999年第6期。

{16}周彪:“宝应事件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17}楚汉:《中国1959—1961:三年自然灾害长篇记实》,四川人民出版社,第66页。

{18}编者:来自二号案卷的报告,《丹江口文史资料》第6期,超星数字图书馆。

{19}《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事记》,超星数字图书馆,第132页。

{20}王祝光:《广西农村合作经济史料》,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第453页。

{21}《贵州农村合作经济史料(四)》,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1-112页。

{22}《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第37页。

{23}李辉:“东川的‘大跃进’运动”,东川红土地党建网站,网址:http://dcdj.ccp.org.cn/。

{24}《成县志》,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4—71页。

{25}《临夏回族自治州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5页。

{26}《甘肃省农业合作制重要文献汇编(一)》,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48页。

{27}《静宁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页。

{28}《通渭县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第417页。

{29}《青海农牧区合作经济史料》,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29页。

{30}《中宁县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页。

{31}萧一湘:“干部的脚印”,《南风窗》,2002年第8期。

{32}M·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34页。

{33}郭志珍:“1959寿阳事件”,《沧桑》,1999年第6期。

{34}《国史通鉴(2)》,红旗出版社,1994年,第74页。

{35}李自力:“三年暂时困难在永春城关公社”,《永春文史》21期,超星数字图书馆。

{36}《大邑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7页。

{37}《瓮安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4—285页。

{38}《长治市农业合作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9—190页。

{39}王朔柏、陈意新:“从血缘群到公民化”,《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40}汪春劼:“试论四清运动对文革的影响”,《学术界》,1996年第2期。

{41}《阳高县志》,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第73页。

{42}赵有福:“彭真与京郊农村社教运动”,《学术论坛》,2004年第2期。

{43}曹力铁:“江西省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始末”,《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5期。

{44}唐宏毅:“鲁班‘社教’运动”,《三台文史资料选辑(8)》,超星数字图书馆,第83—84页。

{45}《甘肃省农业合作制重要文献汇编(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88页。

{46}《晴隆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8页。

{47}《泾川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04页。

{48}李新:“四清记”,《中共党史资料(64)》,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第98页。

{49}宋政厚:“我在文革中为两位省委书记申冤”,《炎黄春秋》,2002年第6期。

{50}单世联:“从‘小四清’到‘文革’”,《开放时代》,2000年5月号。

{51}《湖南省志—政法志·审判》,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418页。

{52}吴毅:“从革命到后革命:一个村庄政治运动的历史轨迹”,《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2期。

{53}《永宁县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0页。

{54}《盐池县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6页。

{55}王朔柏、陈意新:“从血缘群到公民化”,《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56}《华容县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第46页。

{57}《原平县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621页。

{58}赵康俭:《蕲县农业合作简史》,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80页。

{59}《大邑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第68页。

{60}江俊伟:“官桥经验的形成、推广及其评价”,《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2期。

{61}《宁夏农业合作制发展简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71页。

{62}康克清:《康克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第467页。

{63}《青海农牧区合作经济史料》,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0页。

{64}李百灵:“发生在社教运动中的一大涉税冤案”,《税收与社会》,2002年第10期。

{65}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中国乡村研究(2)》,商务印书馆,2003年。

{66}唐宏毅:“鲁班‘社教’运动”,《三台文史资料选辑(8)》,超星数字图书馆,第84—86页。

{67}《江华瑶族自治县志》,中国城市出版社,1994年,第346—347页。

{68}《零陵县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2年,第102页。

{69}《蓝山县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第24页。

{70}《桂阳县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116页。

{71}《道县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第157页。

{72}《盐津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0页。

{73}《晴隆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3页。

{74}《毕节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9页。

{75}《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1年,第158页。

{76}《汨罗市志》,方志出版杜,1995年,第126页。

{77}《中江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44页。

{78}《麻江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05页。

{79}张洪林:“通县四清运动和通县地区四清大会战”,《北京党史》,2003年第4期。

{80}赵力涛:“家族与村庄政治”,《二十一世纪》,1999年10月号。

{81}岳珠明:《阳泉农业合作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第52页。

{82}魏晋峰:《武乡农业合作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2—54页。

{83}《晴隆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6页。

{84}《甘肃省农业合作制重要文献汇编(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70页。

{85}《宁夏农业合作制发展简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71页。

{86}《福建省志·大事记》,网址:www.fjsq.gov.cn。

{87}张弘毅:“卫垣指导下的镇安寨四清工作”,《文史月刊》,2004年第5期。

{88}《甘肃省农业合作制重要文献汇编(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74页。

作者:李若建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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