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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时干部恶行:逼群众拆屋沤肥 掘坟挖尸(6)

核心提示: 1958年12月中共中央监委办公厅的一个报告中列举了少数干部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情况:一是侵犯人权,残害人身,如骂人、打人、押人、捆人、跪石子、拔 头发及施用各种肉刑;二是搜查和没收群众的东西;三是滥用“集训”,即把有问题的人集中起来监督劳动,甚至严刑拷打;四是用“辩论”的方法斗争干部群众, 甚至侮辱拷打;五是不让吃饭;六是强迫群众拆屋沤肥;七是强迫群众掘坟挖尸,扩大耕地面积。

五、以阶级斗争为纲

在四清运动中重新划分成份的做法,在扩大打击面的同时,也消除了一些潜在的反对力量。

天津市蓟县在试点中,对土地改革中划分的阶级成份重新审查,变动成份者占农户的7%。{58}四川省大邑县的四清运动在一个试点大队中的120多户中,重划地主15户,富农8户。{59}福建省南安县官桥区在四清运动中重点斗争了39名四类分子,占四类分子总数的23.9%,其中6人自杀。{60}宁夏试点地区在运动中共补划地主、富农330户,为原划地主、富农总户数的36.3%,原划和补划合计共占土改总户数的7.3%;补划的地、富、反、坏分子414人,为原有四类分子的30%;原划和补划合计,共占总人口的1.56%;摘帽子的93人,占原划四类分子的6.94%。{61}

由于在很大程度上说,阶级斗争是外加给农村的一种意识形态,因此不少农村干部阶级意识不强。对于这些干部来说,在四清运动中付出了代价。有一位曾经担任过农村大队书记的党员,因为娶了一位与富农离过婚的女子,并与之生儿育女,居然要在党和老婆之间选一个,最后他选了老婆,丢了党籍。{62}

在四清运动中被清查的一些基层干部,如果在历史上有一点“问题”,往往被指责为阶级异己分子,将其经济问题和工作伤风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青海省民和县一个大队华林滩大队支书,用拔断筋、砸骨盖等12种刑罚残害群众,打残废3人,并活埋了1个孤儿,最后归因说书记是一个混入党内的伪警察。{63}

在困难时期,由于饥荒和对基层干部作风的不满,社会相对比较动荡。四清运动的矛头除了针对基层干部与阶级敌人之外,也打击了形形色色的“违法犯罪”行为,巩固了国家对农村的控制。

在1963年9月的“后十条”出台后,四清的意识形态内涵突出,针对农村的所谓资本主义倾向的整顿加强,原来一些在饥荒中放松的控制重新收紧。陕西省户县一个村庄,因为村里素来有“合麻绳”的家庭副业,四清时发现,全村110户人有96户有这种副业,四清工作组对其中41户进行罚款和补税处理,由于处理过重,引起民众投诉,结果被认定为对四清运动的反扑,为首者被定罪为反革命,分别判处4—5年的徒刑,导致家破人亡。{64}

六、讨论:社会控制的困惑

四清运动过去四十年了,虽然这一运动不太起眼,但是和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相比,同样可以给后人一些反思。显然研究为什么有四清运动,四清运动是如何进行的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剖析这一场没有结局的运动,能够给后人一些启迪或许也有价值。如果以四清运动为舞台,从国家、高级与中层官员、基层干部、农民几个层面来分析农村的社会控制,回答本文开始提出的两个问题,也许能够有所启迪。

作为一个国家领导阶层,必然希望社会安定,但是如何达到安定却有不同手段。也许当年的政治领袖主观上没有意识到,但是客观上,改革开放之前的政治运动是缓和内部各阶层之间矛盾的途径和巩固政权的手段之一。从这个角度上讲,四清运动在这方面达到了目的,也让农村的农民与基层干部的关系得到短暂的缓和。同时,吏治如何是事关一个国家政权生死存亡的问题,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更替在许多时候都与吏治的崩溃有关。通过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运动,多多少少能够让基层官员们的行为有所克制,因为他们知道民众是有机会报复他们的,四清运动就是一个榜样。对于中高级官员来说,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运动,绝大多数人是不会被卷入其中的,或许正因如此,才会有一个把他们也拉下马的文化大革命。在这种通过政治运动控制社会的模式下,普通民众中的意见,只有等待机会才能发泄,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运动,他们相信会有机会。

在当年的中国,运动成为主要的社会控制机制,然而这并非是一个好的机制。从前面关于四清运动的描述,可以看出存在着下面一个恶性循环过程:

官民矛盾激化→整肃基层干部→民众情绪平息→安抚基层干部→基层干部行为再失控

用政治运动来解决社会控制问题有几点困惑:

困惑之一:官民冲突,一个难解的结。

(一)意识形态的鼓动。在传统的社会中,各级官员是老百姓的“父母官”,高高在上的让老百姓景仰,民众从来也不会有奢望自己能够当家作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意识形态的宣传让民众意识到自己应该当家作主,官员成为人民的“公仆”,然而至少在改革开放之前,民众发现自己还是无法真正当家作主,“公仆”与官老爷没有太多区别,因此在民众维护自身利益的欲望增强的趋势下,官民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二)政府控制的延伸。在中国历史上,基层政权基本上只是到县,县以下是由乡绅控制,广大民众直接与官员冲突的机会不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社会控制的加深,政府通过村庄各级农村干部一直控制到村庄和农户。控制的内涵增加,官员与民众的接触随之增加,官民冲突的机会就急剧增加。

(三)基层干部的素质。如果分析一下大跃进时期的人口损失情况,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老解放区一般损失小,沿海文化素质相对高的地区损失相对小。老解放区损失小是否因为这些地区的基层干部经验丰富,对其角色扮演得比较好,在对付上级的同时也能够比较善待民众。文化素质高的地区是否基层干部的素质也高一点。当然这些假设均有待验证,不过基层干部的素质不高,是激发官民冲突的重要原因。特别是改革开放前农村基层干部的产生方式更加让一些没民意、低素质者成为干部,这些人应该对大跃进的悲剧负极大的责任。

困惑之二:制造敌人,有弊病的社会控制手段。

从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制造敌人是控制农村的重要方式。黄宗智在其研究中采用法国社会学者布迪厄的“象征资本”概念分析了一些“敌人”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65}实际上,这种制造敌人的手段在四清运动中再次被广泛使用。通过制造一小批“敌人”,并且让大多数与“敌人”处在敌对状态之中,就可以让大多数人感觉到自己只要依靠上级的旨意,不要进入敌对群体就是安全的,由此达到有效控制的目的。在土地改革中,敌人是地主富农,在四清运动中,地主富农是死老虎,而有民愤的基层干部最容易成为“敌人”。虽然这种社会控制手段的效果显著,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农村的社会控制程度是空前的,但是后果是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增加。

四川省三台县的一个试点公社,有345户被重新划分成份,占总户数的12.4%。把日子过得好一点的农民,从土改时的贫农成份改变为地主。甚至于有农民对自己从富裕中农被划为富农而表示不满,在复查中进一步以“反攻倒算”的罪名划为地主。重新划分成份已经成为一种惩罚工具了。{66}

在1963年9月的“后十条”指导下,四清运动中的阶级意识空前加强,这种阶级意识在一定程度上酝酿出,文化大革命中个别地区因传说四类分子要暴乱而发生的残杀四类分子及其家属的悲剧。湖南省的道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残杀四类分子及其家属的中心地区,笔者没有见到具体的被杀人数,但是从两方面可以推测被杀害者为数不少。一是道县周边地区的情况,二是涉案人员数量。道县周边的江华县被杀743人,被迫自杀的45人;其中四类分子343人、子女280人,贫下中农109人,其他56人。{67}零陵县四类分子及子女被杀二百余人。{68}蓝山县被杀94人,被吓自杀57人。{69}桂阳县有200余人被杀害。{70}道县在这一事件中,牵连责任人多达7281人{71},由此可见被杀者为数不少。类似的问题,在其他个别省市也不同程度出现过。云南省盐津县在1968年在“杀四类分子无罪”等口号下,出现非法杀人,被非法杀害者337人。{72}

困惑之三:互不信任,上下级之间的权力游戏降低管理效率。

上级不相信下级,下级也欺骗上级,这种上下级之间的权力游戏是司空见惯的,改革开放前的民谣“下级骗上级,一级骗一级,一直骗到毛主席”,正是这种政治游戏的生动写照。从大跃进开始,下级对上级的欺骗达到一个高潮,所以四清运动前,中央领导才会认为有三分之一的基层不可靠。因此在四清运动中,从中央到省、地区、县都有自己的工作队,这种格局的背后是上级对下级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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