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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时干部恶行:逼群众拆屋沤肥 掘坟挖尸(4)

核心提示: 1958年12月中共中央监委办公厅的一个报告中列举了少数干部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情况:一是侵犯人权,残害人身,如骂人、打人、押人、捆人、跪石子、拔 头发及施用各种肉刑;二是搜查和没收群众的东西;三是滥用“集训”,即把有问题的人集中起来监督劳动,甚至严刑拷打;四是用“辩论”的方法斗争干部群众, 甚至侮辱拷打;五是不让吃饭;六是强迫群众拆屋沤肥;七是强迫群众掘坟挖尸,扩大耕地面积。

在困难时期,地下经济有所发展,主要体现在所谓的“投机倒把”。由于大部分生活必需品实行凭票证供应,因此票证的黑市市场应运而生,紧接着的问题是黑市的票证从何而来。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可能是从有权力的官员或者办事人员手中,流出一部分票证。1961年有的地方县级官员派人携带公款、布票、粮票到广州市投机倒把,谋取暴利私分。{31}

基层干部的恶劣行为,不可避免导致民众的愤怒。在基层干部大权在握的时候,他们是敢怒不敢言,当上层要整顿基层干部时,民众的不满就趁机爆发,这实际上是四清运动的社会基础。今天关于四清运动的一些研究,比较注意到运动过程中的过火行为,运动对基层干部的伤害,往往忽视运动本身是农村社会内部矛盾的一种折射,甚至于是必然结果。

三、大跃进后期对基层干部的清理

在大跃进后期,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清理已经开始,这些清理批斗可以视为四清运动的序曲。大跃进期间不少基层干部害了别人,自己也成为受害者。大跃进过后,已经有一些基层干部因过失而被斗争,甚至于自杀。在笔者所见的资料中,至少有河南省唐河县与贵州省印江县两位县委第一书记自杀(前者是全家集体自杀)。

对于困难时期的悲剧,必须有人来承当责任,同时也要挽回饥荒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在饥荒过后一些地方官员被撤职。为了平息农民的不满情绪,在农村进行了几次运动,农村干部也受到冲击。国外有学者认为,当时采取的策略是把灾难归咎于基层,认为是基层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低造成了灾难{32}。

据笔者所见到的资料,最早清理农村干部应该是从山西省寿阳县开始,1960年2月撤销了县委书记的职务,查处了133名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干部,追究了35名严重违法乱纪人员的法律责任,其中4名罪大恶极的刑事犯罪分子被处以死刑。{33}1960年9月,河南省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被撤职,撤职和逮捕4个县的县委第一书记,“集训”各级干部50672人,“特训”26433人,“法办”4420人。

在四清以前,全国各地已经不同程度开展了整顿基层干部的运动。1960年一些地区在农村开展了“三反运动”,“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运动的矛头直接对准农村基层干部。当时有大批农村干部受到处分,北京郊区已开展“三反运动”的68个公社中,被检举揭发有贪污行为的干部达18031人,平均每个公社265人。如此多的干部被检举揭发,一是运动偏激;二是确实有许多农村干部多吃多占、自私贪污;三是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紧张,运动为普通农民发泄不满提供了机会,有的农民说毛主席规定一年反一次、一年反两次,我们都欢迎{34}。由此可见,农民对基层干部心存怨恨。农民对干部的斗争也不客气,有的地方描述是“像当年斗争地主一样斗坏干部”{35}。

四川省在1960年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仅在大邑县的11414名农村基层干部中有贪污盗窃行为1383人,问题严重的173人被集训,有203人受处理。{36}

1960年11月,贵州省委将瓮安县列为全省整风整社、反“五风一化”(共产风、高指标风、瞎指挥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运动的重点。县委组织800人的整风整社工作团,分赴各公社开展运动。有相当一部分生产队以上干部遭受批判斗争和处理,被定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156人、蜕化变质分子32人、违法乱纪分子42人、贪污盗窃者47人、死官僚主义者15人、其他186人、犯有一般错误441人,被开除党籍41人、留党察看2人、撤销党内职务5人、开除工作籍41人,特别集训(实为拘留)70人、送劳动教养1人、逮捕入狱44人。{37}

山西省长治市在1962年下达了《关于在农村整风整社中普遍开展“三清”的指示》(“三清”指的是清工、清财、清物资)。在清查单位中,清查结果是:有1612个干部有贪污,共贪污工分9.6万个,钱4.5万元,粮食9.38万斤。后来根据上面的任务,长治从“三清”变成“四清”。{38}

一项对安徽农村的研究显示,在大跃进过后的整风中,农民向外来干部进行了报复。{39}

上述整顿基层干部,为四清运动作好的经验准备。实际上,中共中央在发动四清运动时,参照的就是这些整顿农村基层干部的做法。而其中的不少内容,在四清运动中不断地被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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