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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台长杨正泉讲述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电台(5)

不管宣传上如何注意策略,人们已在广泛传播“四人帮”倒台的消息。一旦证实了这一消息,群众中便爆发出遏制不住的激情。积之日久,其发必速!17日,上海200万产业大军首先走上街头游行庆祝,18日由中央电台广播了这一消息。接着上海700多万人、天津200多万人走上街头,规模越来越大,情绪日益高涨,大家欣喜若狂!

北京人憋不住了!有的单位、机关自发地在院子里游行庆祝。此时,中央决定放开,让大家走出来。10月21日,北京150万军民涌上街头,涌向天安门广场,第一次公开喊出了“打倒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口号!

至此,粉碎“四人帮”16天之后,中央电台的宣传报道才完全放开,中央电台组织记者四处采访,集中地连续地报道了各地的欢庆活动。中央决定,10月24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转播大会实况。

转播实况 千虑“一失”

决定开庆祝大会是紧急的,决定转播也是紧急的。为此,中央电台成立了由时政记者陈寰、刘振英和播音员方明、王琪组成的转播小组,由我负责,立即投入准备工作。

中央电台的转播室设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大殿西南角处,从1949年开国大典的转播到后来的多次转播,转播室都在这里。所谓“室”,过去只摆放几个话筒,没遮没拦,现在由一人多高的有机玻璃将三面围住,朝后的一面和朝上的一面都是敞开的,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把来自四周的声音播出去。

整个转播,最紧张的是大会正式开始前的这个时候,也就是领导人从天安门城楼上的大殿中走出来到宣布大会开始,这段时间很短,但要做的事却不少,掌握不好最容易出大错。例如,要抢时间把领导人的名单报出去。而核定出席领导人的名单、确定其先后次序是最难的,而又处在领导层的大变动中,弄不准就可能出政治事故。

名单确定后,是播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名单(内部称为“小名单”),还是播出所有领导人的名单(内部称为“大名单”)?一看时间长短,二看领导人到达的早晚,三看领导人的名单有多少。名单报早了,有的领导人还没有到;名单报晚了,容易与宣布“大会开始”相重叠。为争取主动,一般只报小名单,会后在结束转播前再从容报大名单。

转播之前,须做模拟测试。那时,毛泽东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之后,先到大殿休息、接见中外来宾。庆典开始前,由大殿走出来,走到城楼中央的栏杆边,这时候,广场上军乐队奏起《东方红》,然后宣布活动开始。大家知道,从大殿走到栏杆只有几步路,为了准确掌握时间,事先有人模拟毛主席走路的速度,测出走这段路的准确时间,由此算出最多能播多少字。

因为播音“室”离城楼中央较远,殿内的活动看不到,主席出来时周围拥满了人,看不真切又不敢贸然播出。每遇到这种情况,事前总要商定两种办法:(1)时政记者在现场,当主席起身向外走时,记者举手为号,便开始播出:“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2)如遇到特殊情况,或记者恰巧不在现场,便以军乐队奏起《东方红》为号,开始播出。这时候,只能选择最准确、最简炼的语言。时间,太宝贵了!

华国锋同志新担任了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在庆祝大会时应该如何转播?是按照毛主席的活动那样转播,还是应该有所变化?他从大殿走到栏杆会用多少时间?他出现时奏什么乐曲?这些都是新问题,心中无数,也无先例可借鉴,只能设想多种方案、几种准备。后来决定当他出现在天安门城楼时奏《歌唱祖国》的乐曲,听到乐曲便可以播出,我们心里才踏实了一些。

10月24日,从下午2点50分开始转播,到3点大会开始后,转播都是顺利的,但是没有料到,在大会结束时,转播出了问题。

我们原来设想,等大会宣布结束,播音员开始播出结束语,转播即告结束。这种设想基于这种考虑:华国锋同志初任主席,在大会结束后,可能不会像毛主席那时再走向东、西两边向群众挥手致意,转播拖的时间长了不紧凑,说不定还会出现一些杂音或不该出的电视镜头;大会已经结束了,停止转播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当宣布大会结束以后,华国锋主席停顿了一会儿,我们便播出了转播的结束语。没有料到,正在这时,他开始向东、然后又向西走去,频频向群众招手。中央电台转播关机了,没有把这个场面播出去。北京电视台的转播是用中央电台播音员的播音,自己配画面,事先曾经约定好一起结束,可他们看到这种景况后,灵机一动没有关机,继续转下去,却只有画面没有了播音员的声音。事后,这一“提前”结束转播就成了严重问题而受到审查。

来源:天天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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