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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台长杨正泉讲述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电台(3)

1976年4月30日华国锋在向毛主席汇报请示具体工作时,毛主席已经说话不清,针对汇报中的具体问题写了一句“照过去方针办”。“四人帮”出于政治目的篡改为“按既定方针办”,而且篡改为是“毛主席的临终嘱咐”。

当华国锋指出这一问题时,他们反咬一口。10月4日,“四人帮”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气势汹汹地说:“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这篇文章的发表,使许多人敏感地意识到这是“四人帮”急于篡党夺权的信号,引起了中央的高度警觉,加速了“四人帮”的灭亡。

耿飚在回忆电台当时的紧张情况时透露:“不到两个小时,把两个地方控制住了:一是办公室;二是把电台的直播室控制起来,掌握住钥匙,增加了警卫,同时把住了录制的节目,先审听了再播。然后打电话向华主席汇报,已经控制住了,请放心吧!华主席说,一切都如意。”

严格把关

审听每一个节目

10月6日的全天播音在7日凌晨1点35分刚结束,凌晨2点30分,上级通知中央电台所有的节目都必须经过统一审听后才能播出,包括节目预告和补充音乐无一例外。可我心里明白,现在距离早晨4点开始播音只有1小时30分钟了,中央电台四套节目,全天播音共70多个小时,就是24个小时不间断地审听,又怎么能听得过来呢?但不容迟疑,我紧急调集中央电台所有已录制好的节目,交到审听小组那里。

审查节目的气氛是紧张严肃的,都很少说话,连面部的表情也很少变化。除了审听一般节目以外,重点是审听《新闻报摘》节目的内容,遇到的突出问题是《人民日报》在7日第二版刊登了梁效的文章《〈论总纲〉和克己复礼》,要不要选用?他们商量了好一阵子,经电话请示后同意播出。事后才清楚,这本来是不该用的,只是出于策略的考虑,继续用“梁效”文章以防止打草惊蛇。

后来,耿飚在回忆录中谈到这一情况时说:“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和电台的同志一道审查播出前的胶带,包括文字和歌曲、音乐节目。我告诉他们,主要掌握两点:一是播出中不能泄露有关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二是凡节目中提到或涉及"按既定方针办"的,一律删去,还要撤换一些不妥的节目。”

到了10月8日分两组来审查:一组仍由冯铉、张香山负责,另一组由中联部来的朱大成、毛宝忠负责。这天的《新闻报摘》节目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仍出在《人民日报》,在第三版刊登的《阳泉矿务局呈现一派团结战斗的新局面》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我国重要的无烟煤生产基地——山西省阳泉矿务局的广大干部和职工群众,遵照毛主席关于"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对此提法,中央电台新闻部的同志非常敏感,请示如何处置?有的人甚至建议是否向《人民日报》的鲁瑛打个招呼。经审听小组研究后请示,答复是:“我们只管我们,我们不用,他们要用由他们用去!”

过了两天,随着局势的明朗和稳定,由全部审查节目改为重点审查,审查小组主要审听中央电台的新闻节目和《学习》节目,其他节目交由局、台审听把关。又过了两天,把全部节目的审查任务交给了局、台,局里又把此任务交给了中央电台,中央电台成立了审听把关小组。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恢复了正常的审稿播出制度。

在这之前,中央电台曾经给外地三个省和直辖市电台复制了歌曲《按既定方针办》。邓岗布置,通知他们停播,不讲原因。我们只查到有山西台和上海台,另一个记不清了,6日晚当即通知他们停播。从事后反馈的情况得知,山西台立即执行了,并感谢中央电台给他们把了关。而上海台接到通知后,却出现了另外一种意想不到的危险情况。

当时,“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正苦于摸不到北京的政治气候,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7日,上海广播局领导人向他们汇报了中央电台通知停播这首歌曲的情况,他们从中嗅出了味道,顿时紧张起来。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暴跳如雷,要采取“紧急措施”。当后来粉碎“四人帮”的局势明朗以后,这一“通知”竟成为“未经请示、走漏消息”的事件,立案审查。

透露“机密” 奔走相告

把时间再拉回到10月7日。

7日晚上10点30分,邓岗召集会议,这时才正式宣布了耿、邱到广播局来的事。他说:“昨天晚上8点30分左右,耿飚同志、邱巍高同志来局,带来了华国锋总理亲笔写给我的一封信。”接着,他宣读了这封信:

邓岗同志:

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

华国锋

十月六日

邓岗说接到信后,马上召集局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进行了讨论,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坚决贯彻中央的决定,接受耿、邱二位同志的领导。

他说:“毛主席逝世后,面临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央这样决定,体现了对广播电视的极大关怀,体现了对这样的要害单位的十分关心。大家要深刻理解中央决定的重大意义,一定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把电台的安全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特别要在严重的阶级斗争的时刻,确保电台准确及时地传达党中央的声音。”

他暗示说:“在这封信里,同志们很清楚地意识到,今后我们和中央的联系通过耿、邱二位同志,过去的联系渠道结束了。”

这几句话,邓岗说得很重。大家本来就心照不宣,没有人说破,现在不言自明了。过去由姚文元分管广播局,这条渠道中断了,“四人帮”垮台了,一些猜测和预感得到了证实,大家露出欣喜之色,互相交换着眼色。

会后,这大快人心的消息不胫而走,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后来,耿飚是这样说的:“10月6日晚上的事,第二天在广播事业局内部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全知道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衷心拥护和非常高兴的”,“在党中央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奉命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夺回这个重要宣传阵地的领导权,总的来说比较顺利,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取得了这场特殊战斗的重大胜利。”

尽管大家的狂喜之情溢于言表,但广播宣传中必须保持常规,不动声色,播音基调平稳、从容,节目运行正常,在中央没有做出新的部署之前,不能让听众明显感觉到已经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不能让别有用心的人从中摸到什么政治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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