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历史 > 揭秘 > 正文

原台长杨正泉讲述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电台(2)

全副武装

警卫战士把守要害部门

现在来回顾当时的情况是轻松的,可是在1976年的10月6日晚,中央电台的气氛异常紧张。

自从这些“不速之客”进局以后,局长办公室的外屋穿军大衣的人不断增多了,不一会又搬来了被褥,看来是要在这里“安营扎寨”了。随之而来的是警卫战士频繁调动,增设了岗哨,增加了值勤人员,而且是全副武装。人们窃窃私语:“一定是发生了大事!”

我赶紧向中央电台的节目传送间走去。节目传送间在广播大楼的第四层,是中央电台播送节目的前哨阵地,也是电台的机要重地,所有节目都要从这里传送到发射台。一路上,气氛格外紧张,一道又一道地严格检查证件,除了固定岗哨,又增加了流动巡逻人员。在节目传送间门口增设了岗哨,直播室门口有两位持枪战士分列两旁,明晃晃的刺刀在灯光中闪烁!

据后来耿飚回忆说:“邱巍高到广播局后作了四项布置:第一是控制电台的要害部门,如直播室、机房、制高点等;第二是保持电台秩序的稳定,内紧外松,不要让别人看出异常来;第三是保证所有进驻人员的安全;第四是对警备部队进行教育。”

“文革”前,中央电台的新闻节目实行直播。“文革”开始以后,为“增强阶级斗争观念,防止敌人破坏,保证安全播出”,陈伯达一声令下,统统把直播改为录音播出。从此,中央台的直播室已经“铁将军”把门多年了。有一次为赶播一份外交声明,因为录音延误了播出时间,周总理曾经批评“为什么不可以直播呢”,但终究没有直播过。

但是,这天晚上不仅增派持枪战士守卫,不一会儿,中联部副部长冯铉、张香山急急忙忙来到直播室,坐在直播室门旁的沙发上寸步不离。然后把我叫去吩咐,赶快把直播室钥匙找来,交给他们。他们在直播室门前坐等。直播室的钥匙由专人保管。当时,两把钥匙分放两处,因为长期不用,不知道在谁的手里,我前后追找了半个小时才找齐上交。他们接过钥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看到这种情景,我确信发生了大事。有人提出过疑问,这是不是发生了“政变”而控制电台?当然不是。我们的国家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始终掌握在党中央的手里,只是宣传舆论的领导权一时被“四人帮”所把持,现在是要从他们的手中夺回来。正如耿飚所说,中央不是对电台和电台的工作人员不信任,而是因为过去是姚文元抓意识形态、抓舆论,中央担心在这个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历史时刻,一旦“四人帮”有所觉察,走漏了消息,“四人帮”的余党或者亲信把持了电台,就会出大乱子。

当时的接管是顺利的,但气氛异常紧张。耿飚回忆说,当晚他和邓岗没有回家,他和邱巍高一直轮流睡在办公室的一张行军床上。头三天睡觉不脱鞋,连吃饭、喝水都不离开办公室,由警卫战士送来,完全是一种战斗生活,准备随时应付突发情况。“特别是第一天晚上睡不着,眼睛瞪得大大的,脑袋里在翻江倒海,考虑还有什么漏洞没有?还有不周全的地方没有?还会出现什么样的突发情况,应当采取什么防范措施?”

紧急停播

“按既定方针办”

10月6日晚11点零5分,邓岗紧急召集中央电台、北京电台和北京电视台等有关部门领导人的会议。大家都有一种“异乎寻常”的预感。

邓岗从局长办公室来到对面屋的局总编室,表情严肃,发言很简单,显是经过深思熟虑:“根据中央的指示,最近宣传中有一句话"按既定方针办"不要再宣传了。一定要把住!”

这句话是作为毛主席的“临终嘱咐”而大讲特讲的,张春桥、姚文元多次强调宣传报道中都要突出这句话,甚至违背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没有这句话的还加上,现在怎么不提了呢?这是一个明显的讯号。

就这件事的传达范围问题,邓岗作了严格规定,并一再强调注意严格保密。他说:“先从发稿上把这句话卡住,立即执行。今天晚上的节目尽量改,明天早上从全天开始播音起,一定要卡住!不许再播出去!一切节目都要审查。外边有人来电话询问原因,一律不作回答。”

但中央电台四套节目70多个小时的节目要全部立即检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很不容易,量大而时间又太紧,几乎所有的稿件、节目中都有这句话,可谁也没有任何迟疑,没有提任何困难,立即去做。

夜11点40分,召开部主任会议传达;夜12点,各编播部门开始审查稿件和节目。中央电台的四套节目中,对全国广播的两套,其中一套节目全天播音已结束,另一套到第二天凌晨1时35分播音结束;一套节目对全国少数民族广播,播音已结束;一套节目对台湾广播,仍在进行中。当务之急,是立即审查、把住正在播出的节目。抢在全天播音结束以前,中央电台已经审查撤换了正在播出的节目,停播了“按既定方针办”,只有一个节目中,等发现有《按既定方针办》这首歌曲时,录音带已经转动了。

后来得知,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完全是“四人帮”伪造篡改的。

上一页 1 2345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