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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陈独秀致信中央:我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

陈独秀(资料图)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6期,原题为“二把手”彭述之的人生沉浮”

陈、彭与中央的“绝交书”

中共六大之后,向忠发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是工人出身,文化程度不高,领导能力欠缺,因而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是中央宣传部部长蔡和森。但不到一个月,蔡和森就被撤职。中共中央秘书长李立三开始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在这种混乱的形势下,彭述之等人自认为资格老,看不起新的中央领导人。而且他们很多人在中共六大前后受到处分,心怀不满,于是纷纷从各地聚集到上海,开展宗派主义活动。在陈独秀周围,逐渐形成了以陈独秀为首、彭述之等人为骨干的党内小集团。

1929年,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传到中国,陈独秀从托洛茨基理论中得到了莫大的宽慰和鼓舞,尤其是被中国托派奉为经典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和《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爆发。以此为契机,陈独秀在七八月间给中央写了三封信,公开批评中央“武装保卫苏联”等政策方针,要求党中央接受托派路线,抛弃中共六大路线。党中央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并多次警告他们停止宗派活动。10月10日和10月26日,陈独秀与彭述之两次致信中央,公开向党中央示威说:“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

在陈独秀、彭述之与中共中央论战的同时,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在党内积极争取同情者。10月25日,中共江苏省委与上海各区党团书记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开除彭述之等人的党籍。中共中央首先将彭述之等几员大将开除出党,而没有将陈独秀先开除出党,是期望能以此警醒陈独秀尽快悬崖勒马。得知江苏省委决议后,陈独秀与彭述之于10月26日联名致信中央,对中央的警告进行反击,指责这是“滥用中央威权,钳制党员对于政治问题公开讨论”。他们还表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不怕开除党籍的。”这封信可以说是陈、彭与中央的“绝交书”。

1929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党籍的决议案》,指出:“这充分证明陈独秀彭述之等已经决心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客观上就是已经开始转变他们的历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

1929年12月15日,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在托洛茨基直接干预下,1931年5月1日,上海召开了中国托派组织的“统一大会”,成立了统一的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

在中国托派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原先并没有安排彭述之,后根据各托派社团人数与代表名额相平衡,由“无产者社派”增加了一个名额,给了彭述之。在5月1日召开大会时,彭述之不知道自己已当选为代表,对代表安排大为不满,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破口大骂,将这次大会称为“分赃大会”。不料陈独秀在大会上将这封信读了出来,并问彭述之:你现在还坚持信内的意见吗?结果全场哄堂大笑。

中国托派统一后,积极地反对国民党独裁,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但因叛徒的屡次叛变,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与彭述之等被捕,“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就这样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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