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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的胡耀邦:“十年动乱”被打倒(3)

在五七干校参加劳动,积劳成疾患肝病

1969年5月,胡耀邦参加完九大会议之后不久,便被遣送到河南省潢川团中央五七干校劳动。在潢川五七干校,胡耀邦被安排从事挑粪、脱坯、拉石头、扛麻袋等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胡耀邦总是倾尽全力,把安排的工作做好。胡耀邦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总是充分利用闲暇时间读书和思考问题。曾和胡耀邦一起劳动的伍绍祖后来回忆说:“豫南的夏天温度高达40多度,蚊子又大又多,跟轰炸机似地袭击着人们。耀邦同志只穿个大裤衩,手里摇着大蒲扇,钻在蚊帐里一本本地读马列。”胡耀邦的行为深深地影响和带动了周围的干部群众,“全连读书成风”,胡耀邦成为大家的“精神领袖”。

但是,五七干校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之营养不良,胡耀邦很快就累倒了。1971年2月,胡耀邦得了急性乙型肝炎,病得很重。这样,胡耀邦向中央请示回北京治病。10月,胡耀邦被批准回京养病。这样,胡耀邦结束了两年半的干校生活,重新回到北京。这期间,周恩来趁林彪事件发生的契机,千方百计地解救一批被打倒的老干部,将许多部级以上的老干部从干校、农场等地方接回北京。在这期间,胡耀邦虽然再次短暂回到干校,但不久又重新被“解放”回到北京。从此,胡耀邦的干校生活结束了。

  拒绝在审查结论上签字,甘当“三门干部”

回到北京不久,1972年1月10日,在这天发行的《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参加陈毅追悼会的长长的名单中,出现了胡耀邦的名字。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人们都知道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它标志着胡耀邦不再是被批斗和审查的对象。很快胡耀邦就要复出,重新参加工作了。不久,中央组织部找胡耀邦谈话,准备安排胡耀邦到甘肃省工作。但是,在如何对待驻团中央的军代表起草的《关于胡耀邦的审查报告》审查结论上,双方发生了冲突和斗争。胡耀邦被驻团中央的军代表根据所谓的审查报告,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胡耀邦对这个审查结论很生气,于是据理力争,逐条驳斥。胡耀邦表示拒绝检查,不承认自己属于“三反”分子,也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派。

由于胡耀邦迟迟不肯在审查结论上签字“认错”,复出的工作安排就被搁置起来。胡耀邦就这样被长期地“挂”了起来,平日除了参加“学习会”,定期向军代表做思想汇报外,其余的大部分时间用在埋头读书上。为此,胡耀邦自嘲自己为“三门”干部,即只逛街,不串门(怕串门连累别人);有人来,不关门(接待有求于他的人);好读书,不入门(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 不过,这种长期被“挂”起来的生活,对于一个有志于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的革命者而言,其中滋味,实在是局外人难以体味的。这种无味的生活,使胡耀邦内心备受煎熬。但即使如此,胡耀邦决不去做出卖个人良知和革命气节的事情。正如胡耀邦在一次谈话中讲到的:“我这个人哪,一辈子是立不了功了,不是那个时代嘛;也立不了言,像孔子、孟子那样;所以只好立德,那就是说要一辈子保持气节和人格。”这也正是胡耀邦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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