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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党史》突破:高岗错在暴露毛泽东真实意图(3)

当然,《党史第二卷》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诱因和“文革”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上,在坚持总框架不变的前提下,也对细节进行了一些补充。如,在“五一六通知”的问题上,增加了1966年5月5日毛泽东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时指出的“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党史第二卷》下册761页)。又如,在对毛泽东支持红卫兵运动的原因时,本书指出毛泽东也有“防止和平演变的考虑”,指出毛泽东此举是为了防止杜勒斯们达到“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年轻人的目的(《党史第二卷》下册770-771页)。在分析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时,加入了高度警惕“帝国主义对我国实施和平演变的阴谋”(《党史第二卷》下册778页)。再如,书中增加了刘少奇、邓小平被迫按照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口径作出书面检查和毛泽东对两人的检查表示认可的细节(《党史第二卷》下册774页)。书中还提到了1967年1月,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将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骗出中南海,押至清华大学批斗的事件(《党史第二卷》下册786页)。

近二十年来,党史学界的众多研究成果和社会上的种种传闻也要求《党史第二卷》作出某些回应。关于高、饶事件,近些年来,张明远、张秀山、赵家良等人的回忆文章和著作对此事件的内幕多有披露。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即有毛泽东与刘少奇关于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行农业合作化”,还是实行“新税制”、“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争论,高岗明显站在了毛泽东一边。毛泽东当时对刘少奇深有不满,相继削弱了周恩来和刘少奇的权力而加强了高岗的权力,并指示暗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在1953年初举行的所谓“批薄射刘”的财经会议和1953年9月举行的所谓“批安伐刘”组工会议上,高岗并未“唱高调”,反而主动要求自己不要做出对刘少奇、薄一波等人的尖锐批评。高岗和饶漱石的讲话事先都经过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同意。后来被称为“配合高岗进行反党活动”的张秀山本来不打算参加会议,发言是经过毛泽东要求和同意的。甚至毛泽东自己讲,“有人说这次批薄一波另有后台……这个后台就是我。”“只有一个司令部,我就是司令。”高岗的真正错误并不在于“编造”、煽动毛刘矛盾,而在于向外“散发”了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对此,《党史第二卷》在叙述中特意加上了注释,不再提高、饶“反党联盟”,改为“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党史第二卷》上册294页)。

再如,最新中苏关系的学术研究成果对1958年的炮击金门事件也提出了新的解释。1958年1月中旬,福州军区司令部就已经讨论了炮击金门的作战方案,而毛泽东7月27日突然决定暂停此行动。毛泽东一直忧虑的就是如果炮击金门,美国会作何反应。毛泽东这时想到,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次行动做成一次中苏的共同行动,至少让外界看起来是这样。因此,7月22日,在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对苏方提出的联合舰队问题进行了接连几个小时的严厉指责。毛泽东最后说:“请赫鲁晓夫同志来北京,把一切问题都谈清楚。”赫鲁晓夫于是马上秘密访问中国。在7月31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会谈中,毛泽东突然提到就这次会谈发表一个联合公报。8月3日联合公报强调:“双方就……解决国际问题……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而其实双方在会谈中没有谈及任何“国际问题”。就在公报公布的前一天,毛泽东再次突然决定炮击金门。然而,赫鲁晓夫却一直被蒙在鼓里。而美国和蒋介石方面却认为,这是中苏共同的军事行动。事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不无得意地说:“在有些人的印象里,好像炮击金门是我们跟苏联商量好的。其实,赫鲁晓夫7月底8月初到中国来的时候,根本没有谈什么金门问题,如果说了一句也就算谈了,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谈到。”这件事情后来成为中苏分歧的重要诱因(参见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在《党史第二卷》中,也对此做出了一部分回应,承认该事件是中苏的矛盾之一(《党史第二卷》下册641页)。

总之,《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一些问题上有所突破,但总体上还是维持了《决议》的基本观点和总体思路,对一些问题作出了回应,并且顶住了从《决议》上倒退的压力。有关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评价与建构问题,必然要受到现实因素的影响,这是客观存在;同样,这段历史也必然会被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带入进自己纷扰的情感。这对本书编者而言实在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因而,在一些细节方面的改动,很有可能也潜藏着修著党史者的苦心。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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