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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党史》突破:高岗错在暴露毛泽东真实意图(2)

关于苏联空军援助的问题,《党史第二卷》介绍了10月8日周恩来赶赴莫斯科会谈的情况。斯大林表示:“苏联空军尚未做好准备,要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之后才能出动。”但当“苏联方面得知中共中央已决定立即出兵后,同意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并同意派遣苏联空军到中国帮助防空和训练,但苏联空军不入朝掩护志愿军作战”(《党史第二卷》上册73-74页)。

以上所举的两例,均可体现苏联在新中国决策方面的指导。在中共中央制定“一五计划”时,原本将重工业比例初步定为20%,而在斯大林的坚持下调整为14%。从中就可看出,苏联在新中国建国之初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党史第二卷》对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有所突破,对一些重要事件的思考也体现出新的思路。在《七十年》中,对华国锋的涉及极少,基本上唯一的功绩就是其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斗争中的功劳,但总体来说贬多于褒。而《党史第二卷》在增加一些重要史料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华国锋虽对“两个凡是”的提出与执行负有责任,但他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并赞同邓小平复出工作。在华国锋主持工作期间,平反冤假错案的实际工作已经开始,不过阻力较大,因此局部的平反冤假错案被集中在了一个“狭小的范围”。(《党史(第二卷)下册1010页)

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确定的成因问题上,《七十年》侧重于1952年底、1953年初的时候要改造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愿望出发(《七十年》255-261页)。而《党史第二卷》将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决策放在近代中国仁人志士对国家实现工业化共同的追求和理想中来考量;同时,也将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放在后发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全球视野中来衡量。相对而言,就淡化了三大改造的阶级与革命色彩(《党史第二卷》上册197-198页)。自然,时代已经变了,现在我们对阶级斗争一类的话语都已然模糊,我们衡量一个国家的标准已经是“三个有利于”。从这个角度看,作者如此这般的解释似乎更易于当代中国人的理解。只是研究历史,首先应置身于当时人所处的时代,认知当时决策者的思维逻辑,重视当时人是怎么样理解的,否则很难真正做到真切理解那段历史、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除了优先重工业战略决策,其他重大问题的编写难度似乎更大。几乎在所有新中国的重大事件、问题的评述上,《党史第二卷》都没有大的改变;与《七十年》相比,除了细节上的补充,结论上基本保持一致。两者都严格恪守了“以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重要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有关重要论述为依据”的原则。不仅如此,《党史第二卷》对《决议》的结论予以坚持,顶住了从《决议》倒退的压力。比如,在“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上,《党史第二卷》仍然将毛泽东对国际、国内形势的错误判断和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归结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最重要原因,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利用作为对“文化大革命”推波助澜的最重要力量(《党史第二卷》下册751-752页)。近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有些人认为“文革”的发动是正确的,甚至要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本书重申“‘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观点,亦有深意。看似未变,实则顶住了倒退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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