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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林彪的恶意诬陷:贺龙要刺杀毛泽东 (3)

在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工作组时,有人将反对刘少奇的大字报贴到了王府井大街上。贺龙听说后着急地说:“这样做很不妥当,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嘛!”“把一个国家主席弄成这样,对外影响多不好。”当时,周恩来负责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参加了清华大学工作组,贺龙要薛明立即到人民大会堂去向周恩来转达他的意见说:“解决清华问题应该和北大有所不同。要照顾到团结。”

薛明来到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说明来意。周恩来问:“这都是谁的意见?”薛明说:“是贺龙、李井泉,还有王任重,他们在一起研究的意见。”周恩来问:“他们是这样说的吗?”薛明说:“是。”

回来以后,薛明把这一切告诉了贺龙。贺龙说:“好,见到了就好。”

当时,在天安门广场开群众大会,什么人登上天安门成了政治晴雨表。人们一般可以从某个领导人是否登上天安门和站在什么位置上看出他政治地位的变化。8月18日,毛泽东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时,刘少奇、邓小平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上了天安门,尽管他们已在党内受到了批判。贺龙对这样的安排是满意的。回来后,听到有人说:“今天场面很大,效果也很好,就是刘少奇有点灰溜溜的。”他立即严肃地批评说:“你这个同志是咋个搞的嘛。一个国家主席有什么灰溜溜的,你这样说是不对的。”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期及会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连续召开党的生活会,解决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由于毛泽东已经点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名,会议越开越不实事求是,上纲越来越高。贺龙对此很不以为然。

一次,毛泽东问贺龙:“你发言了没有?”贺龙说:“还没有发言。”毛泽东又问:“怎么不讲一讲?”贺龙把身体挺了一挺说:“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噢!”

不久,生活会不开了。贺龙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来看望的友人。有人问:“怎么不开了?”贺龙说:“再开下去不得了,还要上纲!”

在此期间,贺龙和萧华谈起“文化大革命”和怎样看待老干部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照现在这种搞法,好像是要在党内重新清理阶级队伍。这些老干部为革命工作几十年,有的几次都差点被敌人杀头。他们是什么阶级,难道党还不清楚吗?”

9月中旬,一个被当做“叛徒”、“走资派”批判的领导干部把他的检查稿拿给贺龙看。检查稿的最后提到要“炮打司令部”。贺龙看后说:“你为什么要提炮打司令部?难道你承认你自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吗?”贺龙自始至终都不认为党内存在一个什么“资产阶级司令部”,不认为在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领导人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更不相信那么多领导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一天,康生碰到贺龙,问他:“你知道杨植霖这个人吗?”贺龙说:“我知道。”康生说:“他到伪军里工作,是叛徒。”贺龙反驳说:“他不是叛徒,是组织上派他去的。”1986年劫后余生的杨植霖在谈起此事时说:“事实上当时贺老总已经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还这样仗义执言,保护我们。这种为他人和党的事业不顾个人安危的高尚品格,只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他的特别可尊和可贵。”

1966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会后开展了“扫除阻力,搬掉绊脚石”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军队院校也乱起来了,一大批外地军事院校的师生来到北京。他们与地方的“造反派”联合起来,冲击军事要地,抢劫国家机密档案,一时间,弄得各军事机关无法工作。11月13日,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大会,请几位元帅出面做工作。出席这次会议并讲话的有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在陈毅讲话之后,贺龙讲了话。他特地讲了军队院校师生在大串联中要做好样子的问题。贺龙说:“应当发扬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作风,在串联途中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应着军装,发扬三八作风,模范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铺张浪费,不搞特殊化,不泄露军事机密,不携带机密文件,不携带武器,不个人单独行动。”他特别要求军队院校师生“不介入、不干涉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不参加地方炮打司令部、上街游行和吵架之类的活动”。这是贺龙生前最后一次在群众大会上讲话,也是唯一的一次在公开场合谈如何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讲话。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这次讲话,贺龙一直不相信党内存在“两个司令部”。他维护刘少奇、邓小平的威信,反对“造反有理”。很显然,贺龙与其他几位老帅关于如何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是与林彪、江青一伙相对立的,也是对他们乱中夺权阴谋的揭露和批判,因此,自然遭到了他们的嫉恨和反对。

林彪要打倒贺龙,还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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