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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大乱9年后 毛泽东选择谁实现“天下大治”(2)

核心提示: 毛泽东亲自提议让邓小平恢复工作,又在邓小平的信上作了十分重要的批示,充分肯定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时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是挨整的”,“没有历史问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新中国成立后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中“没有屈服于苏修”。

1959年大跃进时期的邓小平与毛泽东(资料图)

1959年大跃进时期的邓小平与毛泽东(资料图)

1974年4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会议,与会的均为各国重要政治活动家和政府首脑。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作为十亿中国人民的代表与会,在会上全面阐述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必然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必将大大提高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威信和重大影响。江青集团正是看到了这一点,竭力阻止派邓小平赴联合国出席这次会议。但江青没有想到,派邓小平前往联合国的决策来自毛泽东。于是,她只好收敛起反对的锋芒。实践证明,正如毛泽东所期望的那样。邓小平的联合国之行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绝大多数国家和国际舆论对于邓小平在大会上阐述的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普遍给予高度评价。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第三世界国家认为中国站在他们一边,更是给予热烈的赞扬。就是被划为第二世界的发达国家,也不反对“三个世界”的划法。只有被划为第一世界的苏联霸权主义对“三个世界”的划分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许多新闻媒介在评论邓小平的联合国之行时指出,邓小平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而且无疑也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

第三步是提议由邓小平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让邓小平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和军队领导核心。

为此,毛泽东亲自在1973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军委扩大会议上推荐邓小平,为邓小平大造舆论。例如,称赞邓小平“办事比较果断”,“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等等。以毛泽东当时在全党、全军、全国的最高权威,对邓小平作出如此高的赞誉,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在自己和周恩来总理都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尽量打破常规,扫清一切可能出现的障碍,尽快把邓小平推上中央党、政、军的主要领导岗位,使中国共产党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

第四步是完成组织手续,使邓小平正式承担起中央党、政、军的主要领导工作。

毛泽东作为一个经历了长期革命战争、长期政治斗争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往往要反复思考,反复推敲,甚至离开北京,避开繁忙的国事,静下心来考虑问题。一旦经过深思熟虑,下定决心,便坚决进行到底,任何人也休想阻挡,直至达到预期的目的。对于选择邓小平承担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工作,毛泽东在武汉、长沙考虑了5个多月。尔后,通过1975年1月的中共中央1号文件、中共十届二中全会、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迅速完成了组织手续和法律程序。

从上述历史发展过程,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在毛泽东的晚年,特别是1973年以后,毛泽东虽然在全局上仍然在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使这种错误在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在一些具体工作中,他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此来着手纠正他自己意识到的那一部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例如,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无论是以后的“批林批孔运动”还是“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他都一再强调,坚决不允许“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重演,坚决把“运动”置于各级党委领导之下;多次严厉地批评江青集团,等等。这反映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已经“大乱”了9年之后,迫切希望达到他所说的“天下大治”,使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重新走上正常的轨道。在自己重病在身、周恩来也重病在身的情况下,毛泽东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能够把自己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继承下来,推向前进,能够足以托付治国安邦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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