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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为何拒绝接受中共条件不愿恢复党籍(2)

核心提示: 毛泽东张闻天提出陈独秀回到党内的条件: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承认加入托派之错误;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陈独秀闻知很不满,说:“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

然而,正在此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副团长的王明和康生,从莫斯科回来,把当时苏联正在严厉镇压托派的狂风带到中国,又把前一年他们在巴黎《救国时报》上连篇累牍诬陷中国托派和陈独秀是“汉奸”的丑行,带回国内,硬是诬陷陈独秀等是每月向日本特务机关领取津贴的“日本间谍”和“汉奸”,并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杂志上公开散布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此举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抗议,严重影响党的威望。陈独秀和罗汉也以为这是中共中央的意见,分别发表公开信,说了一些很激烈的话语。从此陈独秀与党的关系就彻底决裂了。

1937年9月中旬,陈独秀来到武汉。这时的武汉,是国民党政府的临时首都,成了政治军事的中心和群众抗日运动新的策源地。一时冠盖云集,各种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为抗战事业所激发,汇集到这里进行紧张的活动。陈独秀凭着他对政治局势的敏感观察,决心抓住身边出现的这个特殊环境,与一时在武汉耽搁的王文元、罗汉、濮德志等人共同努力,以争取民主与自由为旗帜,联络那些中间党派和势力,组成一个“不拥国(民党),不阿共(产党)的联合战线”,企图在抗日阵营独立开创一个政治局面,为国家和民族再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陈独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时他对国、共及托派都失望了。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又专制独裁,不发动民众抗战,致使正面战场一败涂地,他觉得靠国民党来夺取抗战胜利是无望了;对中共又有以上的偏见和恩怨不可能合作;昨天他还寄于热望的托派,忠实执行托洛茨基指示的路线,口头上支持抗战,而把主要矛头攻击国民党和共产党,特别抨击共产党再次与国民党合作是对国民党“投降”,对无产阶级的“背叛”。他们主张直接搬用列宁在第一次大战中的策略,在战争中引发革命,即变国外战争为国内战争,对本国政府实行“革命的失败主义”,促使其在战争失败的危机中垮台,以造成革命形势,乘机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条极左路线实际上是破坏抗战,有利于日本侵略,遭到当时全国正派舆论的强烈谴责,使“托派即汉奸”的宣传在全国流行开来。陈独秀极端痛恨这条路线,并与推行这条路线的上海托派中央“极左派小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多次公开宣布自己与这个集团脱离关系:“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而托派中央却反过来多次作出决议,强烈谴责陈独秀坚持“机会主义”,背离“托洛茨基主义”。双方也因此决裂了。

陈独秀认为托派传统的靠一张报纸来活动的方式,在武汉不但无可能,而且无必要,更无实效,必须抛弃,应该采取新方法,走新的途径。于是,他以新方法和自己的新的政治抱负,与王文元等人同中间势力章伯钧等第三党、救国会以及何基沣等抗日军人接触。何部即“七七”事变时抗击日军的部队,他在战斗中负了伤,来武汉治疗。他不满蒋介石的统治,正在探索新的出路,与陈接谈后颇为投机,双方达成一项计划:陈独秀派王文元、濮德志和一个姓马的河南青年,到何的内黄师部去,王任秘书长,濮为参谋。陈给他们的指示是:到兵士群众中进行教育工作,以造成群众的革命环境,即在辖区内尽可能发动土地改革运动,以便使军队同时革命化。但是,这个情况很快被蒋介石侦知,在王等赴任前夕,蒋介石停了何的职;同时,由于王明、康生制造的陈独秀“汉奸”事件的影响,那些中间党派也纷纷离开了陈独秀,虽然他们知道这是十足的诬蔑,但他们也不愿得罪共产党。

就这样,陈独秀最后一次独立开创政治局面的企图也落空了。有天时而无人和,真是天人不合志难酬,长使英雄泪沾巾。

恰在这时,国民党的失败,使日军很快逼近武汉。陈独秀于1938年7月,带着几多怨恨、失望、不满、挫折和空前的孤寂,顺长江而进入了四川。

陈独秀入川后,贫病交加,生活十分艰苦,但他傲气不减,如他在几首诗中所表达的那样:

寒夜醉成

孤桑好勇独撑风,乱叶颠狂舞太空。

寒幸万家蚕缩茧,暖偷一室雀趋丛。

自得酒兵鏖百战,醉乡老子是元戎。

纵横谈以忘形健,衰飒心因得句雄。

该诗表达了作者一生(特别在晚年)在狂风恶浪中独立支撑、英勇搏击,以及在反动派压迫与贫困生活折磨下,纵谈笑傲,以酒自慰的风范。

病中口占

日白云黄欲暮天,更无多剩此残年。

病如檐雪销难尽,愁似池冰结愈坚。

蕲爱力穷翻入梦,炼诗心豁猛通禅。

邻家藏有中山酿,乞取深卮疗不眠。

该诗反映了诗人烦忧集结,百病缠身的痛苦境遇,同时也表达了他对自己曾为之奋斗过的革命事业和并肩战斗的朋友同志无限眷恋的情感。

当时他没有职业,又离开了组织,经济上没有正常的收入,除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很不固定的稿费外,主要靠亲友的接济。由此可知,他生活之清苦并非一般。1942年春节前,他向著名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商借字帖《武荣碑》,写了这样一个字条:

贯休入蜀唯瓶钵,卧病山中生事微。

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

好友朱蕴山见此诗后,买了几只鸭子去看望他,只见他因胃病发作在床上打滚,情境十分凄凉。但是他那清高的品性,对人家的赠款并非一概接受,第一,对那些因仰慕而来又素无知交者,不愿无缘受赐。第二,国民党的著名官僚和共产党的叛徒赠送的,即使出于同情而非政治拉拢,他也坚决拒绝。前者如罗家伦、傅斯年等,他对他们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救济。”弄得来赠钱者很尴尬。后者如张国焘、任卓宣等。他对他们说:“你们比我‘穷’。”这是指“人格”而言,但是他们不解其意,而觉得陈独秀的说法很怪。第三,无功不受禄。陈独秀晚年,在《实庵字说》和《识字初阶》的基础上,继续从事文字学研究,写了一部《小学识字教本》。原定由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出版,并两次预支稿酬共1万元。但是,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小学”二字不妥,要他改书名,如《中国文字说明》。陈独秀则认为,“小学”是音韵学与文字学综合的古称,正反映了他研究文字的特点:形、声、义统一,而不是别的学派那样,将三者分裂。因此他拒绝改变书名。于是,该书直到他逝世也没有出版,他也一直不准家人动用那1万元;在遗嘱中,他还嘱咐家人他死后不要拿他卖钱。

更加可贵的是,陈独秀出狱后,国民党一方面布置警特继续监视他,一方面又千方百计拉拢他,许以国防参议会五个议席和巨额经费,要他组织一个附蒋反共的新党;张国焘叛党到武汉后,也受命在武汉警察局长陪同下,拜见陈独秀,提议合作组建新共党,与共产党唱对台戏。他都坚决拒绝。后来,陈独秀入川后。蒋介石采纳张国焘的建议,派戴笠和胡宗南去他家拜访,见面后,拿出那次王、康诬蔑陈是“汉奸”事件时国民党要人为其批驳的剪报,煽动他起来反共。陈独秀虽然对中共满腹怨气,耿耿于怀,但不为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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