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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为何拒绝接受中共条件不愿恢复党籍

核心提示: 毛泽东张闻天提出陈独秀回到党内的条件: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承认加入托派之错误;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陈独秀闻知很不满,说:“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

陈独秀为何拒绝中共邀请回延安恢复党籍

本文摘自《陈独秀与瞿秋白》,唐宝林 陈铁健 著,团结出版社出版

入狱后,陈独秀一直坚持反日反国民党的立场,因此对中共1935年“八一宣言”后的政策转变,开始并不理解,曾作文攻击“八一宣言”是个“丢丑的文件”,“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而“亲英反日”,“是可耻的选择主人的态度”。“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消息传来时,陈独秀像儿童过年那样高兴。他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一点菜,对同狱的人说:我平生滴酒不喝,今天为了国仇家恨,我要痛饮一杯。他先斟满一杯酒高举齐眉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然后,他把酒奠酹在地上。他又斟了第二杯,呜呜咽咽哭起来说,为二位已经牺牲的儿子酹酒。情景十分感人。在场的濮德志说:“人们见过他大笑,也见过他大怒,但从未见过他如此伤心地痛哭失声。”他一边哭一边说:“我看蒋介石这个独夫,此次难逃活命。东方国家的军事政变,很少不杀人的。”后来蒋被释放回南京,他又说:看起来蒋介石的统治是相当稳固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野心,又向上海进攻,并轰炸南京。陈独秀的牢房有一次也被震坍屋顶,他躲到桌子底下,幸免于难。后来见到去探望他的陈钟凡,还谈笑自若。于是,陈与胡适、张柏龄等联名保释他。当局要他具“悔过书”,他闻之大怒说:“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并拒绝人保,说“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但是,国民党在“释放一切政治犯”的巨大压力下,被迫在8月23日释放了陈独秀。为了保全他们的面子,国民党政府在宣告陈独秀减刑释放的内部“指令”、“训令”和公布的“明令”中,都强调陈独秀“爱国情殷,深自悔悟”。陈出狱后发表声明表示:“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

陈独秀出狱时,面对祖国危亡和国民党被迫抗战的严重形势,思想发生重大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由打倒国民党转变为“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出狱后,他在南京、武汉多次发表讲话、文章,宣传抗战,提出“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各党派“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于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率权”。(二)由反对国共合作转变为拥护国共合作。出狱后,陈独秀两次主动地找到当时在南京筹备八路军办事处的叶剑英、博古,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无疑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多年隐居的罗汉也主动出来为陈独秀与共产党重新合作抗日而奔走,并在叶剑英等的建议下,亲自奔赴延安,因山洪被阻西安。经电报联络,中共中央以为陈独秀要回到党内,就由毛泽东、张闻天签署提出三个条件,要求陈:(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承认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张国焘在解释三个条件时说,托派中愿意恢复中共党籍者,须公开脱离托派并承认已经参加托派的错误;不愿恢复中共党籍者,可以与中共在党外合作,支持中共的抗战政策。中共中央也不再对抗日的托派人物采取敌视态度。

但是,陈独秀在闻知三条件后,十分不满,说:“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尽管如此,当时在克服了左倾错误的中共中央与拥护国共合作的陈独秀之间,的确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良好气氛。自然,从当时陈独秀发表的文章看,在抗日问题上他与党作一定程度的合作是可能的,但要他拥护党的全部革命理论和路线,甚至回到党内,没有可能。因为他思想深处仍坚持欧洲马克思主义“城市中心论”的观念,看不起游击队和农村抗日根据地,不承认中共是无产阶级政党,讥笑毛泽东思想是“山上马克思主义”。不过这些思想上的深刻分歧还没有表现出来,而且也不是当时时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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