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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到底是不是叛徒?起底江青往事(5)

核心提示: 《复查结果》指出:“徐明清同志和江青的关系问题,经中央组织部核实,徐明清同志在延安给江青写的证明材料并未证明江青在上海北新泾有党的关系,与其他同志所写的证明材料是一致的,是实事求是的;

王观澜夫妇受邀参加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宴”

经过两个多月的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由于黄敬的证明,最终得以解决,她本人也于1937年11月进入抗大学习。

在抗大学习期间,江青和毛泽东有了频繁接触。她经常以向毛泽东请教问题为由,到毛泽东住的窑洞来作客。很快,江青和毛泽东恋爱的消息便在延安不胫而走。

据徐明清回忆,就在那一阶段,组织上又一次找到徐明清,向她了解江青的情况。这次了解的重点,是江青在上海时各方面的表现。徐明清根据当时的传闻推测,这大概是为了江青和毛泽东的婚事。

徐明清向组织交谈的内容,与她为江青写过的证明材料大体上相差不多,但她还是实事求是地讲了自己所听说的江青在上海时的那些事。

1938年4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时,江青从抗大调到了鲁艺,在那里担任戏剧教师。1938年8月,江青又接到一个重要调令,调她到中央军委办公室当秘书,实际上就是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对于江青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从这以后,她和毛泽东就生活在一起了。

由于当时处在战争年代,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并没有举行比较正式的仪式。

据叶子龙回忆,1938年的一天,贺龙来延安,在与毛泽东谈完工作临出门时,半开玩笑地对毛泽东说:“主席,结婚大喜,也不请我们喝酒?”毛泽东随即对身边的叶子龙说:“子龙,你办两桌饭,让他们吃一吃。”

叶子龙随即筹办好了酒菜,毛泽东邀请了朱德、周恩来、贺龙、王若飞等人。

叶子龙后来向笔者讲述这件事时,说毛泽东因结婚请吃饭共有两次。在贺龙等之后,又请了一次,徐明清和丈夫王观澜在第二次被邀请者之列。

那天,一起被邀请的,还有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罗瑞卿等,江青坐在毛泽东身边,殷勤地为客人们敬酒夹菜。

建国后,江青一直以领袖夫人自居,养病赋闲,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王观澜夫妇再不能像延安时那样,可以经常出入毛泽东、江青的住处,一起聊天谈心了。

1966年“文革”爆发,江青一跃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成为政治舞台上炙手可热的人物。而徐明清则因在1935年4月曾被国民党特务抓捕,成了“审查对象”,不容她阐明、申辩。1972年,徐明清被定为“叛徒”,开除出党。此后,她多次向上级反映实情,但都被指斥为态度不老实。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徐明清想到,江青此时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很大的影响力,她对自己被捕的情况是有所了解的。于是,她在1973年6月2日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她写道:“30年代我在上海参加革命活动的总的情况,想您是有印象的。我的一生所作所为,想您大体是了解的。”她希望江青能如实作证,推倒扣在她身上的叛徒罪名。

第一封信没有回音,徐明清想是江青没收到,于6月19日又写了一封,但依然石沉大海。到了11月份,徐明清再次提起笔,给江青写了第三封信,恳请她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为自己的历史作证。

然而,徐明清的希望还是破灭了,江青对她的请求根本未置一词。徐明清的家人说,以当年徐明清曾照顾过落魄时的江青这种关系,如果江青看到了那几封信,却不予理睬的话,实在是说不过去的。

结果,在“文革”那一段惨痛的日子里,徐明清始终过着挨斗、受批的生活。

江青档案里的证明材料,成了徐明清入冤狱的祸根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

然而,让徐明清万万没有想到,她竟会于此际突遇大祸,蒙受了一场更为不堪的冤屈。

中央专案组开始审查江青的历史和罪行时,从江青的档案材料中发现: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晨更工学团”时,徐明清曾是江青的领导,两人有过一段来往;1937年在延安时,徐明清还为江青写过一份证明她在上海参加过革命活动、表现进步的材料。

于是,专案组通过公安部找到了徐明清,要她揭发江青的罪行。徐明清记得,在那几天里,一位副部长带着一个书记员,每天乘一辆灰色吉姆车来王观澜家,一谈就是一上午,非常严肃,连口水也不喝。他们要求徐明清站在党的立场上,揭发江青的历史问题。

但徐明清认为自己并不知晓江青的历史问题,无法作出揭发。她的态度是,无论对待什么人,都应该实事求是,自己不知道的不能乱说,不能不顾事实去造谣捏造。

就此,有关方面以“帮助江青混入革命队伍,给江青写过信,长期包庇江青”的罪名,将徐明清正式逮捕,关押在一个至今她和她的家人都弄不清楚的地点。

徐明清写下的材料,被审讯人员认为是“客观主义”,不老实,总也通不过。每次谈完话,那些人都放下几张纸,让她继续写。几轮下来,他们仍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这些人急了,大声训斥徐明清:“你这个人,不吃敬酒吃罚酒。让你写江青怎么叛变的,你写了不就没问题了嘛,不就可以放你回家了嘛!”

徐明清说道:“江青被捕和我不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并不清楚她被捕后是否叛变,更不知道她叛变的细节,我怎么能写呢?我也写不出来啊!”

于是,审讯人员对徐明清实行“车轮战”,一天提审数次,白天黑夜不让她睡觉。如此的精神和肉体摧残,巨大的政治压力,折磨得徐明清头脑晕痛,握笔颤抖,几乎神经错乱。

1977年1月8日,徐明清被迫写下了一份交代材料。

徐明清万万没料到,两个多月后,她写的那份材料竟被影印收入一份“红头”文件,即《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之中,并于1977年3月6日印发全国。文件的按语中说:

1933年秋,江青在上海“晨更工学团”当教员时,就与当时“晨更”的负责人徐明清关系非常密切,后来两人先后被捕,自首叛变。她们1937年混入延安前就订立攻守同盟,长期互相包庇……同年10月,她隐瞒了自首叛变的历史,由徐明清出面作假证明,钻进党内。

正是这样的一份中央文件,让徐明清的名誉扫地,蒙受冤狱,而且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很大的影响。

14年后,徐明清终于得到了彻底平反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部分了解徐明清历史的老同志不断为徐明清鸣冤。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后,着手清理冤假错案,他在一次报告中尖锐地指出:“四人帮”粉碎后,我们还在搞“左”的那一套,还乱抓人。现在要赶快放。他一口气说了20多个被乱抓的人名,其中就提及了徐明清。

不过,徐明清一案,直接涉及“四人帮”首犯江青,且她所写的材料还上了“红头”文件,所以她的冤案的平反不仅要由中央组织部重新进行仔细调查,而且要报送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

在胡耀邦领导下,中央组织部对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抓得很紧,他们委托农业部党组对徐明清的历史结论作复查。农业部党组组织专人作了大量的内调外查,历经半年多时间,终于搞清了历史真相,推翻了江青专案组用非正常手段整出来的所谓口供材料。

1980年3月10日,农业部党组经中央组织部审批后正式向徐明清本人和其亲属宣布:撤销“文革”中于1972年错定徐明清为叛徒的决定;恢复她的党组织生活和行政十级的待遇;恢复名誉。

1982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发出的《案件复查通报》第1号上,特别刊载了《关于徐明清同志是否包庇江青问题的复查结果》。

《复查结果》指出:“徐明清同志和江青的关系问题,经中央组织部核实,徐明清同志在延安给江青写的证明材料并未证明江青在上海北新泾有党的关系,与其他同志所写的证明材料是一致的,是实事求是的;徐明清同志在关押审查中被迫写的交代材料,在宣布她自由的当时,即申明推翻了。”

《复查结果》还说:“徐明清同志没有包庇江青的问题,中央组织部于1981年7月报告中央,上述各项报告,已于1981年9月1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同意。”

就此,徐明清的冤案终于彻底得到了平反,从“文革”中抓“叛徒”开始,直到因江青问题蒙冤,徐明清度过了14年漫长的艰难日子。

在采访中,徐明清很坦率地谈到了对江青的看法。她说,最初,江青在俞启威的影响下,加入了共产党,走过一段革命道路。她到上海“晨更工学团”工作时,是个要求进步的青年,表现可以。而后来,江青进入上海戏剧、电影界,明显表现出争名夺利、爱出风头和生活问题……再后来,随着地位的变化,她越走越远,以致篡党夺权,成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成了历史的罪人。人是会变的,江青的一生也有这样一个演变过程。

回顾徐明清所经的磨难,让笔者深切感到:为实事求是,许多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徐明清老人心怀坦荡,一身清白,坚持说真话,不跟风,即使在监狱里,哪怕是对有罪的江青,也是实事求是,不夸大,不编造,表现出了极其难得、极其少见的高贵品质和人格力量。她是值得人们尊敬和钦佩的。

1982年,在徐明清的丈夫王观澜患病去世前,胡耀邦曾亲自到医院,拉着徐明清的手对她说:“不要难过,这几年让你受苦了!”徐明清与胡耀邦紧紧握手,哽咽着说不出话来。胡耀邦又安慰道:“这事过去了,过去了。你要保重!”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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