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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到底是不是叛徒?起底江青往事(4)

核心提示: 《复查结果》指出:“徐明清同志和江青的关系问题,经中央组织部核实,徐明清同志在延安给江青写的证明材料并未证明江青在上海北新泾有党的关系,与其他同志所写的证明材料是一致的,是实事求是的;

因叛徒出卖,徐明清突然被捕

1935年春节后,徐明清从家乡回到上海,继续主持浦东女工夜校的工作。

4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徐明清前去参加“教联”常委会。“教联”的负责人之一丁华告诉她:“老莫叛变了!”徐明清这才想起在“晨更工学团”时,曾跟老莫有过工作联系。

为防万一,徐明清将女工夜校的工作,以及党的关系作了移交,并把一些进步书籍转送到夜校女工徐佩玲的家里,准备随后转移。

然而就在徐明清转移的前一天,老莫露面了。他带着上海市警察局的人来到徐明清的住处。就这样,徐明清被押走了。

徐明清被押解到警察局后,老莫一口咬定她是中共党员,徐明清矢口否认,并大骂老莫陷害好人。说到气愤处,竟扑过去与老莫厮打,特务们一拥而上,将徐明清架走毒打了一顿。

在陶行知及组织的大力营救下,1936年6月,徐明清被释放出狱。但由于在关押期间受到严重摧残,她的身体极度虚弱,全身出现浮肿,组织上允许她回家乡治病休养。两个多月后,徐明清病愈后再次回到上海。

这次回上海,徐明清先见了“教联”和地下党的负责人丁华和王洞若。他们告诉徐明清,现在西安的地下党东北军工委急需加强力量,上海工委已决定派四名同志前往那里工作,徐明清也在其中。

徐明清愉快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临离开上海前夕,徐明清决定去看看江青。因为她听说,自1935年春天江青第三次来上海后,化名蓝苹,因演《娜拉》一炮走红,后跟电影名编剧、剧评家唐纳恋爱、结婚,成了上海演艺圈的明星,名气陡增。而过了一段时间,俞启威回到上海后,她与俞启威相见后又旧情复发,感觉十分内疚和苦闷,遂与唐纳闹起了离婚。她离沪北上追随俞启威,唐纳追到济南,以自杀殉情,后被救。江青在此之后返回济南,两人遂携手返回上海。

因为不断看到有关江青的传闻,徐明清很是困惑:“一年多没见,难道江青的生活真的变得如此快?”

那天,徐明清来到了江青的家。她来时碰巧江青不在,是唐纳接待了她。

徐明清告诉唐纳,她是蓝苹的朋友,叫徐一冰,明天就要离开上海了,如果蓝苹有空,约她明天到火车站见一面。说完,她还给江青留下了一张字条。

第二天,在上海火车站,一辆即将开往西安的火车停靠在月台上,徐明清正在和前来送行的浦东女工夜校的学员们话别。但徐明清期待的江青却一直没有露面。也许“名演员”太忙了吧,徐明清想着。

直到火车快开时,才见急匆匆跑过来一个女人。徐明清仔细一看,认出她就是江青。可江青此时的样子和徐明清想象中的相去甚远,她非常瘦,而且脸色蜡黄,根本不像一个正走红的明星。

“一冰,你上哪儿?”江青问道。

“我去西北。这一去,不知何时再见面了!”徐明清回答。看着江青那副黄瘦的模样,徐明清随后特意叮嘱她要多注意身体。

谁知江青听了她的话后,长叹了一口气,只说了一句:“真是一言难尽啊!”

博古批准了江青去延安

徐明清到了西安后,才得知她所要接头的那位同志已经被捕。她只好先通过自己的关系,暂且安顿下来。接着,找到了一份工作,担任西安北大街幼稚园的园长。这时,她不再叫“徐一冰”了,改名“徐明”。

西安事变后,徐明清被调到新成立的中共西安市委,任市委委员兼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并负责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因此,她与当时在办事处工作的邓颖超、叶剑英、危拱之、蔡树藩等人成为同事。

1937年7月下旬的一天,一辆黄包车停在西安北大街幼稚园的门前,从车上下来一位穿着旗袍、打扮入时的女子。她拎着一只小皮箱,说是要找徐老师。

徐明清闻声从房间走出来,见来人后不禁吃了一惊,原来来者正是江青。

上海一别转眼就一年了,徐明清发现江青的气色好了一些。江青说她此次北上就是专为找她。徐明清遂让江青先在幼稚园住下,并询问她将来的打算。

“我想到延安学习,想请你帮我找个关系进去。”江青说道。

“你从上海带介绍信来了吗?”徐明清问道。她所问的介绍信,是指中共上海党组织的介绍信。

江青摇摇头,说:“有你在,会有办法的。”

由于江青拿不出组织证明,徐明清就对她说:“你还能找出什么证明你身份的东西吗?”

江青打开小皮箱,从里面翻出了一本影集,说:“这本影集或许能证明我的身份。”

徐明清翻开她的影集,上面有一些她演的进步话剧、电影的剧照,如《娜拉》、《王老五》等等,表明她确实是一个进步青年,要求到延安是可以理解的。

徐明清把江青的影集收了起来,嘱咐她不要着急。

不久,徐明清把江青的情况和要求向危拱之作了汇报。危拱之表示可以把江青带到办事处谈谈。于是,徐明清和江青乘坐一辆黄包车,去了设在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

她俩到了办事处后,徐明清看到邓颖超正在办公,便把江青介绍给邓颖超。江青递上了她的影集,邓颖超一面翻看影集,一面打量江青,说:“你就是上海电影界的明星蓝苹啊!”

接着,邓颖超说:“这事由博古同志管,他今天正好不在,你们先把影集留下,过两天再来吧。”

过了两天,江青单独去了一趟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傍晚回来时,她告诉徐明清:“博古同志跟我进行了一次长谈,我把自己的情况向他仔细汇报了。我提到了小俞,他便答应了。”

不久,江青就搬到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去住了。

7月下旬的一天,江青坐着黄包车来到幼稚园,她欣喜地对徐明清说:“一冰,博古同志通知我,明天就去延安!”

据江青自己后来说,她是搭乘一辆运米的卡车从西安出发的,途中遇大雨,道路不通,等了好几天仍无法通车,只得改为骑马,十分艰难地到达了距延安80公里的洛川。赶巧的是,她到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那里开会。

据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后来回忆,江青到洛川的那晚,正好中央洛川会议结束。经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和夫人朱仲芷介绍,江青认识了叶子龙,后来江青见毛泽东也是朱仲芷介绍的。

到延安后,江青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三招待所暂住。登记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写经过深思熟虑后为自己起的一个新名字“江青”。

到延安后的第二天,朱仲芷带着江青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在院子里同她们谈了话。这次,是江青和毛泽东第一次正式见面。

按组织要求,徐明清为江青写证明材料

1937年9月中旬,就在江青进入延安后一个多月,徐明清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通知,调她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这样,她也离开西安,和10多位干部一道,步行了10多天,到达延安,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

第二天,徐明清去报到时,遇到了阔别多年的同乡王观澜。当时他担任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由于同乡之情,又志同道合,两人经常交往谈心,越走越近。1937年底,徐明清和王观澜在延安结婚。毛泽东、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等应邀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婚礼很简单,只是请客人们在延安的“合作社”吃了顿饭。

结婚前,徐明清用的名字是徐明。徐明清说,有的书中说她是和江青一起改名,一道混入延安的,那真是无稽之谈。她来延安是组织调动的,来延安时介绍信上的名字还写的是徐明,只是因为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同班有个重名的男学员,她才改名“徐明清”的。

徐明清到延安后不久,江青来组织部招待所找过她。当时组织上派江青到农村搞调查,她从农村调查回来后,还给徐明清念过一首打油诗:“陕北好地方,小米熬米汤,蚊子虱子成了王。”以此来形容当时延安生活条件之艰苦。江青从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来到生活艰苦的延安,并下到农村锻炼,表现还算不错。

后来,江青要求到抗大学习。她在自己写的材料中说明,她本人于1933年在青岛加入共产党。但她却没有党的组织介绍关系和证明人材料。因此,组织上要对她作进一步审查。

当时,中央组织部为证实江青的党籍问题,要求接触过她的人写出证明材料。组织上曾找过徐明清和其他人,请他们各自写出证实江青情况的材料。徐明清说,她是当时为江青写证明材料的人员之一。

徐明清就自己在上海、临海、西安与江青的认识和接触情况,如实地写了一份材料。这个证明材料证明了江青在上海、临海、西安的经历,证明她曾参加过中共领导下的一些进步活动,证明她参加过共青团,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剧联”和“教联”。但在徐明清和江青接触时,并没有人告诉过她江青是中共党员,所以她的这份材料中根本没有提及江青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是一名有组织关系的中共党员之类的文字。

这份材料被存入了江青的档案。没想到若干年后,这份材料竟成了指控徐明清包庇江青混入延安、混入党内的凭据,并因此让她坐了两年多的冤狱。

那么江青在延安何以恢复了党籍,这其中又有什么内情呢?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进入延安后,曾在关于自己入党经过的材料上,写明入党介绍人是黄敬(即俞启威)。于是,党的组织部门通过地下交通,去函向黄敬了解。黄敬写了证明材料,证明江青是由他介绍入党的。黄敬是江青入党的第一权威证明人,而且黄敬当时已成为党的一名高级干部,他的证明材料,应是很有分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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