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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后毛泽东感叹:我不懂经济 这辈子搞不了经济

核心提示: 这样,从延安整风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对待党内宣传他的思想,,便经历了这样3个转变:“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毛泽东很推崇鲁迅,说过这样的话:我很喜欢他的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也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

匆匆几十年过去了。带着人们不相信他的自我解剖的遗憾,毛泽东也谢世近40年了。

现在无疑是该信的时候了。

可话又说回来,伟人的自我解剖,未必能反映他自身的全貌。有时未免谦逊,有时未免责己过严,有时则是出于微妙的政治需要……

于是,毛泽东眼里的那个毛泽东,自然就是加引号的了。

在他的自我解剖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他对自己、对历史的反思与矫正。比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进行了一番自我解剖。他以自己对劳动人民的态度也有一个转化过程为例,现身说法:“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衣服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这就让那些正在被要求思想改造的文艺家们意识到:哦,原来毛泽东也曾经如此……距离一下就近了。

20世纪四五十年代:“我的思想体系没有成熟,这不是谦虚,事实如此”

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个人的最高评价,无疑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里面。

这是1945年“七大”的事。其间,毛泽东不断对毛泽东思想的表述进行反思和矫正。

在此之前,主要是1942年“整风”以后,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就出现了。开始,宣传者还是沿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提法,说的是“毛泽东主义”。如1942年7月1日,当时担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的邓拓,在该报便以醒目的标题刊登他写的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如果是延安的报社,发表这样的文章,尤其是以“社论”形式推出,不会不送给毛泽东审阅,可远在另一个边区,大概事前是没有给毛泽东看过,发了也就发了。

1959年3月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在火车上同部分省、市第一书记谈话

1959年3月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在火车上同部分省、市第一书记谈话

中央有关部门,如中宣部,在1943年初比较郑重地提出要宣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不得不重视起来。1943年4月,他在给中宣部副部长何凯丰的信里特别申明:“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段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做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可当时,毛泽东的个人表态是一回事,党内的期望和政治上的需要又是一回事。因为中国共产党确实希望并到了有必要打出自己的思想理论旗帜的时候了。这年7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王稼祥的长文《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的解放道路》,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说:“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

发表前,王稼祥把文章送给毛泽东审阅。一天傍晚,毛泽东专门来找王稼祥,谈他读后的意见。开始,他不同意提“毛泽东思想”,由于王稼祥反复陈说理由坚持,他同意了。

但是,他还是坚持,不能提“毛泽东主义”。他说: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跟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地提“主义”,不过,我仍然认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我还没有成熟。这不是谦虚,事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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