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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娱乐生活:周恩来请江青连看三天《红灯记》(3)

核心提示: 公开发行的电影人们可以买票到电影院去看,但是那只有少得可怜的几部片子,而且演了好多年,一般只有普通老百姓才会去买票看这些电影。他不但不让你走,就是在演出大厅外的走廊里走动、休息都不行,都会有剧场的服务员来干涉你。父亲在交易会期间经常要参加交易会的工作,不少保卫人员都认得他。

第二天,我们上学路过被推倒的那截院墙,哇,让我们好一阵惊叹,——被推倒的院墙,好长一段,整整齐齐地躺在地上。我们打趣地说,真是“人心齐,泰山移”。

自这次踢伤人事件后,大院放内部电影再也不发通知了。院里的俱乐部开始和全院的观众玩起了捉迷藏。有时候,一大院子人坐在操场上等电影开演,结果他们搞个《地雷战》一类的东西放,放了一半,看到人们走得差不多了,突然换上当晚的主片。有时候,大家在那里等了半天,他们就说一句:今天没电影。之后再也不理大家,最后搞到差不多十点钟,人们只好散去。有时候,刚才说完没电影,可不一会就开始放电影。弄得大家对他们老大意见。

有一回,为了看一部内部电影,好像是《上甘岭》时,我差点断了胳膊。那次是院里发票在操场上演。但是来的人太多,而且很多是没票的,包括我都没有票。我是大院里长大的孩子,院里的哪条小路不知道?警卫班守着几条大路,我就钻小道进了操场。当年我也挺聪明,看那架势就知道这电影不会在大操场上放,就事先站到了大礼堂的门口。果不其然,最后突然说在礼堂里放电影,人们疯了似的往大礼堂那里涌,我就给挤在了门边上。这时礼堂里的人只开了一扇门,人们就从这扇门往里涌,我正好站在门边,一只手挡在门上,还正好是反向地给压在门上,我的手臂挡着大家的去路,人家就压在我的手上,当时我害怕极了。

开始我想挤进去,结果给一个大孩子挡了回来。人群还在不断地往前涌,而且是越涌越多,我知道,如果不赶紧抽回来,这手恐怕就不再是我的啦。我使出平生的力气,挤不进去就使劲往回抽,终于让我给抽了出来,也保住了我的手臂。那年我大概只有十二三岁。

出来之后,心里十分害怕,揉搓着被挤得生痛的手臂,自然不敢再上前。在门外徘徊了半天,等人们都进了场,我才又凑了上去。这时礼堂里已经满满当当的了,座位上自然坐满了人,其他地方也都挤满了,我个子小,站在后面也看不见,在外面听了半天也没听清楚,只好回家去了。

过了那天,院里的一个主要话题就是这么好的电影为什么不让演?都说《我的祖国》那歌不好,太软,可别的内容都很好啊,……。这个话题在咱们院里谈了好久好久,没人想得通。

公开放映的“文革”电影

说到看电影,就不能不说一说“文革”时期拍的“文革”电影。“文革”时流传着一则小道消息。说是周恩来请江青看电影,第一天是《红灯记》,第二天是《红灯记》,第三天还是《红灯记》。这下把江青看火了。这时周恩来说了,你看《红灯记》看了三天就不耐烦了,全国人民都看八年了。于是这才重新开始拍新的电影。

大概是在1973年的时候,出来“文革”时期拍摄的第一批电影,一共四部——《火红的年代》、《战洪图》、《艳阳天》和《青松岭》。在这四部之后,其他的电影也陆续拍了出来。这些电影无一不带着浓厚的“文革”色彩。

到了邓小平在“文革”期间复出,掀起了右倾翻案风,“四人帮”一伙就针锋相对地掀起了一股“反潮流”的运动。所谓反潮流,说白了就是颠倒黑白。那时的文化宣传部门差不多是完全控制在他们手上的,他们拍出了不少反潮流电影,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电影的内容越来越左,火药味也越来越浓。到了1975、1976年,随着《春苗》、《决裂》的上演,反潮流电影达到了一个高潮,但是,更高的高峰还在后面。

我们看《春苗》、《决裂》的时候还是十二三岁,充其量还没有上初二。讲实话,我们挺喜欢这些电影,特别是在刚看《春苗》、《决裂》的时候。喜欢它里头激烈的斗争、人物的冲突。但是对其中的所谓英雄人物则基本是不感冒,相反喜欢里头的反面人物,各种阶级敌人、坏分子。对自己身边的那些积极分子还喜欢用“想当春苗啊”、“好像龙校长啊”(龙校长,《决裂》中的主人公)这样的话来讽刺他们。

那时候我们住在部队大院里,营区范围很大,到处是树林草丛,真是孩子游戏的好天地。咱们在那里学地道战、地雷战玩游戏,宁愿挨打、挨炸都要做鬼子汉奸一派,而不做游击队一派。

说来,人性很容易被扭曲,特别是对孩子而言,你给他什么,他就接收什么,没有分辨力。但是人心底里对美对善的追求却不是那么容易被泯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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