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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娱乐生活:周恩来请江青连看三天《红灯记》(2)

核心提示: 公开发行的电影人们可以买票到电影院去看,但是那只有少得可怜的几部片子,而且演了好多年,一般只有普通老百姓才会去买票看这些电影。他不但不让你走,就是在演出大厅外的走廊里走动、休息都不行,都会有剧场的服务员来干涉你。父亲在交易会期间经常要参加交易会的工作,不少保卫人员都认得他。

在1974、1975年,发生过几次反动标语事件,这样一搞,内部发票也控制得比较严了。但我们要看戏,还是比较方便。

原来交易会的演出都是由中央的文艺团体承担,他们总来,来多了又没有新节目,人们也就看腻了。大概是在1972年,周恩来下令让全国各省的文艺团体轮流到广州承担这项演出任务。后来不但来一个歌舞团,还来一个杂技团。这样一来,节目丰富了一些,但是歌舞节目总离不开政治说教,就是舞蹈也有很多《铁姑娘学大寨》、《码头工人战台风》一类的节目,有时候看着舞蹈演员们满场地蹦、满场地跳,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这些节目我们看着没劲,外宾看着就更没劲。记得那时流传着一故事。外宾看着舞台上的演员又蹦又跳就问翻译,她们在干啥?翻译告诉他,她们在铲土推车,你看像不像?外宾看了半天,似懂非懂地“哦”了一声。

所以,这些演出看到后来,我们都不愿意再去,只爱看一些杂技表演。一般的歌舞,不管是哪个团的,都不爱去。

尽管我们自己不爱去,但是要是和那些地方上的平民子弟同学们讲起去中山纪念堂看戏,那是可以把他们羡慕得眼珠子都能瞪出来的。在他们看来,能到中山纪念堂看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因为这个演出票绝对不许卖,只能发给内部人看。这发票的工作可也真够父亲他们忙的。一个交易会,前后差不多三十天,那时候交易会的会程比现在长很多。每天晚上三四千张演出票要发,每次会期近三十天,共近十万张票,到哪里找这么多内部人看戏?所以父亲经常一拿几十张票回来,“请”邻居们去看戏。我有时候想学雷锋做好事,拿票给我的那些小同学看戏,父亲一听是给地方上的平民子弟,立马就否定了我的想法,——这些票绝对不能给他们。为什么不能给,父亲也不说。

有一天,父亲满头大汗地跑回来,见到我们就说:快,洗把脸,到中山纪念堂看戏。我们一边洗脸,他就一边给我们换干净衣服,一边给我们交代,这回是到纪念堂陪外宾看戏,要注意礼貌,不要乱说话等等,交代了半天。把票交给我们的时候还特别叮嘱,不要把票弄丢了。

我们到纪念堂才知道,是柬埔寨的英萨利来访问,咱们是陪他看戏。可戏从到看到尾,也没有看到英萨利在哪个角落。

这样的内部戏,我们大概一直看到1975年,到了1976年,各种气氛都紧张起来,而且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逝世,这个演出的规模也小了很多,我们也就没有再看。

精彩的内部电影

到中山纪念堂看内部演出讲实话是比较枯燥的,但是内部的电影就不同了,那可要精彩得多。

当时的内部电影有着十分严格的级别限制。高级的机关就可以放一些欧美日本的、带有一些政治色彩的所谓“反动电影”,比如《山本五十六》、《啊,海军》、《军阀》等,还有就是美国的《紧急下潜》、《巴顿将军》等几部。在邓小平复出时,内部解禁了一些“文革”前拍的国产电影中带“毒”的片子,比如《上甘岭》,这些电影都不许公开放映了,就在部队机关内部放。军队内部还有一些苏联的军事纪录片。在一些级别相对较低的机关单位,那些外国的反动电影就不能公开放,只能是某一级别以上的干部才可以看。我那时跟随母亲住在一个师级单位,级别不算太高,那些外国电影只能在礼堂里放给某一级别以上的干部看。而且他们在看的时候都是由各单位组织好,排好队才能进场。我们大院有三个放电影的地方,一个是大操场,这里一般是放一些公开的电影,另有一个大礼堂以及一个小礼堂。小礼堂只有一百多个座位,在那里放的都是级别很高的保密电影内部电影。有一回,院里放罗马尼亚电影《巴布斯卡历险记》,那是一部娱乐性为主的电影,但也是作为内部电影,由每个单位发票,在大操场上放映。平时放这些内部电影的时候,放映消息都是保密的,这回不知怎么让外面的人知道了。周围的老百姓纷纷往我们大院里涌。挤大门的、翻围墙的,各出奇招,为的就是看一场电影。部队看到这样的情况也不能不管,警卫班守着大门、看着围墙,不让老百姓进来。老百姓可不管这么多,最后竟然把院墙给推倒了一截,人们潮水一样涌进来。一个战士去拦他们,被一脚踢到裆部,痛得当场晕死过去,不得不送到医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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