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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解决“四人帮”到底是谁最先提的议

核心提示: 据吴德口述,事后华国锋曾告诉他,华还与苏振华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吴德说,只有倪志福是他打的招呼。《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21日,叶在北京西山住地同聂荣臻派去的杨成武(时任解放军第一副总参谋长)谈话,杨成武转达了聂荣臻有关采取断然措施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揭秘:解决“四人帮”到底是谁最先提的议

1976年10月,首都军民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这标志着10年文化大革命结束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历史事件,学界有不少著述和文章。由于缺乏档案文献,研究者主要依据回忆和口述资料来梳理和讨论。亲历者和当事人的记忆多有龃龉和出入,研究者关于一些史实特别是细节的叙述也不尽一致;至于种种未经证实的说法,在坊间更有不少流传。抓捕“四人帮”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高层权力更替,政治风险极大。笔者猜测,出于谨慎和保密,除了笔记、日记、字条之类的个人资料,很可能当年就没有多少文献。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相关研究还要基本依靠回忆和口述的进一步披露来深化。

从回忆和口述看,整个事件的主动当事人(以下简称当事人。笔者将该事件的当事人分为主动方和被动方,决定和实施抓捕者为主动当事人,被抓捕者为被动当事人),大致可分为四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决策层,即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吴德,核心人物是华、叶、汪;吴、李参与商议较多;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陈永贵、倪志福或者参与过商议,或者知情。第二个层级是领导指挥层,主要人物是汪东兴、吴德。第三个层级是组织实施层,主要人物是张耀祠(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武健华(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和吴忠(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耿飚(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邱巍高(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第四个层级是具体执行层,即直接参加行动的八三四一部队和北京卫戍区官兵。需要说明,还有几位当事人如李鑫(时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周启才(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作为文件起草者,亦部分参与了事件,了解一些情况,所处地位相当于组织实施层。上述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最值得重视。

从还原历史的要求说,回忆和口述是记忆性史料,虽属第一手资料,但不宜简单采信,而需要与其他史料比对和参照,或证实,或证伪,或存疑。本着上述要求,本文对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以及相关研究涉及的若干史实作一综述,并提出仍然存疑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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