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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陈云革命人生的起点

核心提示: 后来吴佩孚镇压革命,陈云抛弃吴佩孚,转而“相信国家主义派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进入商务印书馆后,陈云更加刻苦地学习。经过商务这种俭朴作风的洗礼和磨练,陈云在领导经济工作中总是精打细算。商务印书馆对陈云的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商务印书馆:陈云革命人生的起点

房中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19年12月8日,陈云在班主任张行恭的帮助下前往商务印书馆当学徒,直到1927年九十月间离开商务印书馆,这7年多的经历,对陈云的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陈云在上海回忆自己的革命经历时,对张行恭老师说:“我一生转折从商务开始。没有先生你,就没有我今天。”晚年,陈云对自己的女儿也回忆到:“从青浦到上海,这在我人生中间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这步迈出去以后,才有机会接触到共产党,才有这一生。”那么,商务印书馆的经历给陈云的革命人生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一、进入商务印书馆,阶级身份由农民阶级变为工人阶级

1905年6月13日,陈云出生在青浦练塘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们一家“既无田地,又无房产”,几乎一无所有,只能借住在陈徐祠堂里,父亲陈梅堂靠给人家打工帮佣度日。陈云快出生时,宗族势力不允许他母亲在祠堂里生产,怕生孩子不洁,会“玷辱”祖宗牌位。陈梅堂只好另找住处。后来,镇上开米行的闵仲兰同意将他家住宅东侧两间简陋小屋租给他们居住。陈云就出生在那小屋里。

陈云出生后,一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饱尝艰辛,饱受风雨,饱经沧桑。在练塘,他的身份就是农民阶级的一员。但是,14岁的陈云进入商务印书馆当学徒,他的阶级身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变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这一转变,对陈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得他较早地进入中央领导层。

商务印书馆是上海工人阶级比较集中的单位。1925年6月,商务印书馆工会召开成立大会时出席者有4000人左右。在商务印书馆,陈云参加了五卅运动,他和商务印书馆大多数职工一起,参加了罢市和游行,同时参加“募捐办报”和义卖《公理日报》等活动。在这场运动中,陈云目睹了帝国主义的凶残面目,也体验到了工人阶级和其他爱国群众的斗争热情,看到了蕴藏在他们中间的巨大力量。

五卅运动直接导致了商务员工爆发大罢工,要求组织工会、改善待遇。年仅20岁的陈云积极投身到罢工的准备工作中。据原商务发行所同陈云关系密切的陈竹平回忆:“接近罢工的前三天,陈云同志和几位先进职工,白天照常工作,晚上又连夜开会,准备罢工的各项工作,聚精会神地思考问题,三天三夜没有好好地睡觉,罢工组织得很有条理,很有秩序。”陈云在罢工中积极准备,深得工友信赖,先后被推选为发行所职工会委员长和发行所职工会、印刷所工会、总务处同人会的联合罢工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为了配合北伐军进军,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陈云先后参加了这三次武装起义。离开商务印书馆之后,陈云曾在江苏省委工作,分管全省农民运动的同时,还参与领导上海的工人运动。陈云自己曾总结说:“我对于职工运动及党的组织工作最有兴趣。”参与领导工人运动锻炼了他的才能,显示了他的胆识,坚定了他的信念。

1927年八七会议提出在城市斗争中培养和提拔工人干部。1928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更加强调“干部工人化”。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提拔、重用工人阶级出身的干部就成为一种新的现象。一大批工人出身的党员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甚至走上中央核心领导层,如:向忠发、罗登贤、卢福坦等。当时,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共36人,其中具有工人阶级背景的占21人。1930年,年仅25岁的陈云,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陈云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中央委员。1932年,陈云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4年,年仅29岁的陈云,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走进了中央核心领导层。

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陈云一直都被看作是工人阶级出身的领导人。1956年9月,中共七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陈云被提名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毛泽东在发言中讲到为什么要设中央副主席和总书记以及为什么要提名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时说:“至于陈云同志,他也无非是说不行,不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至于顺不顺,你们大家评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工人阶级成分少吗?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五个人里头就有一个。”

二、进入商务印书馆,接触到大上海的经济以及经济管理

陈云之所以能够成长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开创者和奠基人,跟他在商务印书馆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在商务印书馆,陈云到发行所文具柜当了一名学徒。

在柜台卖货,陈云初步学会了如何做经济工作。在以后从事经济工作中,陈云多次提到在商务印书馆站柜台的经历。1944年,陈云在《学会做共产党的商人》的讲话中说:我从前在上海洋行里,卖过铅笔、信封、信纸、钢笔。“铅笔什么牌子好,我懂得。一支派克笔是什么价钱,真假如何,这一点我也内行。”他还讲做生意要精通业务,“精通业务的标准是什么呢?一个是总结经验,一个是规定条例”,并举例说:“从前王云五(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笔者注)‘整’我们,便是这样‘整’的。”这就是说,陈云所在的商务印书馆当时制定了许多条例来约束员工。

1952年6月,陈云在谈到市场时,明确提出不要取消名牌货,并以他亲身碰到的事情举例,说:“早先在上海的时候,世界书局、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几家共同组织了一个书店,我是被派去的一个。有一个人要买小孩用的书包,问多少钱,我说一块钱。他说,有一块钱还不如到商务印书馆去买哩。实际上是一样的东西,只是用了另一个牌子,但是他就认为商务印书馆的好。”1955年1月,陈云在中共中央上海局会议上就商业零售与批发问题讲话,说:要把百货公司分细,“现在的百货公司太大,包括一切,必须分细一点。应该增加一级批发站的业务人员”,“过去,商务印书馆的资金只有二百万元光洋,业务人员就有五百多人。”现在摊子很大,人很少,这样不行,要向商务学习。由此可见,陈云在商务印书馆的经历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产生了重要影响。

1917年夏,陈云曾到青浦县乙种商业学校学了一个多月的珠算和记账。到商务印书馆后,他站柜台卖货,每天都打算盘,使得他的珠算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他说:“打算盘什么手指管什么珠是一定的,不能错,五个指头分了工的,差一点都不行。”他多次强调做生意要会打算盘,说:“不学会打算盘,生意就做不好。”“要能打算盘,能写账,这是做生意的人必须学到的。”陈云还说:财经系统中“不会‘打算盘’的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员决不是好的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员”。在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陈云就是用算盘计算一些数字,计算一些账目。1981年初,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看到陈云打算盘的一张照片后,非常感慨,写了一首诗:“唯实是求,珠落还起。加减乘除,反复对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老谋深算,国之所倚。”

在商务印书馆,陈云还观察了整个大上海的经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是上海近代都市文明发展的高峰。在民族主义浪潮的影响下,民族工商业兴盛发展,城市发展产生新的动力。这个阶段,正是陈云在上海的时期,上海的商品交易所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3年,陈云在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同志有住在上海的,是不是知道上海呢?大家知道上海有交易所,但是证券交易所也好,纱布交易所也好,究竟是个什么情形,知道的人就少了。我听说茅盾写《子夜》,就跑了好久的交易所。”“文化大革命”中,陈云提出要研究资本主义,尤其要很好地研究世界市场的价格,他说:价格问题很复杂,经常变化,“我过去在上海当学徒的时候,上海的交易所就是那样。这就要求我们要有远见”。他提出:对于资本主义商品交易所,我们要研究他,利用他,而不是消极地回避他。

他还提到上海的银行业。“文化大革命”中,陈云谈到外资,说:“外资和过去(指解放前)上海、天津那些银行、钱庄一样,看到哪家生意做好了,就找上门来了,无非是要些利润。这就是马克思讲的平均利润率。你信誉好的时候人家找上门来,不好的时候就要逼债。”改革开放后,针对大量借外国人的钱搞建设,陈云指出:“借外国人那么多钱,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旧社会,我在上海呆过,钱庄、银行贷款,要经过好多调查,确有偿还能力,才借给你。”

三、进入商务印书馆,加入中国共产党

进入商务印书馆,陈云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其选择的过程是艰辛的、经过反复比较的。在商务印书馆,陈云有机会接触到社会上流行的种种思想和政治主张。他自己曾回忆到:一开始“很赞成吴佩孚”,吴佩孚是民国时期北洋军阀的主要代表人物,政坛军界中的佼佼者。在五四运动中,他坚决反对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交给日本,被称为富有胆略的爱国军人。1924年他也是亮相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首位中国人。当时,吴佩孚掌握着直系最多的兵力,拥兵数十万,虎踞洛阳,其势力影响着大半个中国。人们普遍看好吴佩孚的前途。后来吴佩孚镇压革命,陈云抛弃吴佩孚,转而“相信国家主义派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

五卅运动前后,陈云从商务印书馆的国民党党员那里接触到三民主义,“觉得孙中山的道理‘蛮多’”,于是,在1925年六七月间,经商务印书馆同事薛兆圣、张文菲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并成为“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分部”的首创人之一。后来,1927年7月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左派国民党部也就取消了”,陈云“亦最后退出了”国民党。

然而,在这过程中,陈云选择的步伐并没有停止。他在同事的介绍下,前往上海通讯图书馆看书,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这个图书馆由进步青年应修人、楼适夷共同创办。创办时藏书约138种,1928年增加到5000余种,多为进步书刊,如《共产党宣言》《通俗资本论》《中国青年》《向导》等革命书刊。在这个时候,陈云读到了《共产主义ABC》《马克思主义浅说》《资本制度浅说》这类的书籍,感到:“这些书看来它的道理比三民主义更好。”同时,商务印书馆是当时中国的一个新式的文化出版机构,出版了一批进步书籍,如: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范寿康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瞿秋白的《新俄国游记》和《苏联丛书》,还有沈雁冰翻译的《国家与革命》。这些书籍的出版,为陈云了解新思想提供了便利。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再加上五卅运动、商务罢工的锻炼,1925年的八九月间,陈云在董亦湘、恽雨棠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入党的经过,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加入共产党最大的原因是大革命的潮流的影响,同时生活上眼见做了五年学徒,还是每月只赚七元钱的工资,罢工以后,就接近了党了。但当时入党时有个很重要的条件把三民主义看了,把《列宁主义概论》和《马克思主义浅说》都详细地看了,那时了解了必须要改造社会,才能解放人类。这个思想对于我影响很大。”他还说:“我自觉入党时经过考虑,而且入党以后,自己觉得此身已非昔比,今后不是做‘成家立业’的一套,而要专干革命。”

在商务印书馆,陈云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标志着他由一个好学、上进的店员,开始成长为一名坚定不移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此后,他为中国共产党奋斗了整整70年。

四、进入商务印书馆,磨练了意志

陈云的童年生活是悲惨的,2岁丧父,4岁丧母,6岁抚养他的外婆也去世,后来又由舅父母抚养长大。但是陈云非常勤奋、刻苦、懂事,学习成绩一直非常好。进入商务印书馆后,陈云更加刻苦地学习。商务发行所的工作非常繁忙,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上下班路上还花费一定的时间,回到住地,早已疲惫不堪,但是陈云还是看书学习。陈竹平曾回忆说:“每天清晨,天还没亮他就起床读书、写字、学英文;晚上下班后,回到宿舍也是读书写字到深夜,成年累月从未间断过。”陈云自己也回忆说:“我应该说在商务时期,对我在文化上的得益很大,全部‘童话’、‘旧小说’、‘少年丛书’都看了,有时也可翻翻杂志。同时我自信也是很用功的一个人,练字,上夜校(商务办的),读英文。”可以说,陈云以一个高小毕业生的文化程度,后来能够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跟这几年的勤奋学习是分不开的。

在商务,陈云还一改以往文弱、沉静的个性,从各方面锻炼自己。他经常去闸北公园锻炼身体;尝试各种球类活动,乒乓球、篮球场上时常能看见他的身影;还抽空去打靶,他的射击成绩在同伴中总是遥遥领先。他还经常去听评弹,买了二胡、笛子,一有时间就练习拉胡琴、吹笛子。他说:“我们是青年人,青年人应该奋发有为;我们要做一个站在时代前面的青年,不要做时代的落伍者,更不要做暮气沉沉的青年。”

在商务,陈云还养成节俭的好习惯。刚开始时,陈云的月薪只有三块大洋,后来涨到七块大洋。即使这样,陈云还省吃俭用,把省下来的钱用来接济舅父母一家的生活,有时还会帮助有困难的职工。同时,商务印书馆是经过艰苦创业起家的,商务管理者总是精打细算。陈云在商务当学徒时商务印书馆的主要管理人就是张元济。张元济就十分俭朴,他平时写张条子都是用裁下来的废纸,一个信封也常常反复使用4次以上。当时编辑所所长何柏丞每天向张元济报告所务,都是装在新的信封里送去,过了二三个星期,送信人带回一叠信封,附着一张字条,请他以后用这些旧信封送。经过商务这种俭朴作风的洗礼和磨练,陈云在领导经济工作中总是精打细算。他本人也是十分节俭,他的发言稿常常是写在台历的背面。

商务印书馆对陈云的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对商务印书馆也产生了深深的感情。1949 年 9 月出版的第一期《商务职工》上,刊登了《欢迎陈云同志来沪》的报道,说:“这次(1949 年8月——引者注)他因公到上海,抽空到发行所来访问老同事,虽然有许多人没有看见他,更有许多人不认得他,但是他到一个地方,总要到商务去看一看,像他的第二家庭一样。”

原载:《世纪风采》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