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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忆秘密访华48小时:中方的安排令随行特工吃惊(2)

核心提示: 如果我们无功而返,尼克松当然会大丢面子,他还尚未把我这趟密访告诉其他的内阁成员。如果两年来与中国的外交来往中我们所作的分析是正确的话,若美国派团赴华一事遭挫,那么,促使毛泽东邀请我们访华的紧急情况就可能会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中方在接待我们这个秘密访问团时却全无紧张气氛,此后的会谈中也是如此。在此前的整个筹备阶段,中方发来的信息间隔忽长忽短,令我们困惑不解。我们当时以为这一定跟“文革”有关。可是现在,我们的东道主却那么泰然自若,落落大方,好像没有任何事情会打乱他们的方寸,也好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迎接美国总统的使节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其实,这种外交风格更接近于传统的中国外交风格,而不像我们在跟其他共产党国家谈判时所熟悉的那种教条作风。中国历史上,政治家一贯把好客、礼节以及精心培养的个人关系作为治国手段。这样的外交风格非常适合用于对付中国历史上的外患,以保护非游牧民族的农耕文化。中国周边的各民族如果联合起来,其军事力量可以超过中国;而中国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并且总的来说占了上风,正是因为他们奖罚并用,分寸的把握也十分精准。他们不但深谙此道,还以灿烂的文化取胜。在这样的背景下,好客成了一种战略。

我们这个代表团还在伊斯兰堡,尚未到达北京之时,就已经受到了中方的礼遇。中方竟然派了几位讲英语的中国外交官到巴基斯坦来陪我们,让我们在飞往一个陌生国度、长达5小时的飞行途中能减缓紧张情绪。他们比我们先上了飞机,令我们的随行特工人员大吃一惊,因为根据他们接受的训练,毛式中山装就是敌方的制服。一路上,那几位中国外交官检验了自己的研究心得,练习了言谈举止,同时也为他们的总理收集了这些来客的个人信息。

这个团队是周恩来在两年前就选定的,当时四位元帅的报告引起了有关要不要向美国开放的第一场讨论。团队中有三位来自外交部,其中之一,唐龙彬,后来是尼克松访华时的礼宾官之一。还有一位是章文晋,他曾当过大使,是西欧、美国和大洋洲事务专家;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也是个了不起的语言学家。另有两位年轻人,她们其实代表了毛泽东,是直接向他汇报的:一位是毛泽东的姨表侄孙女王海容,另一位是南茜·唐(唐闻生)。唐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区,是个杰出的口译员,同时也兼有某种政治顾问的身份。她是早年随父母回国参加革命的。这一切我们都是后来才得知。后来也听说外交部的官员在最初接到任务时的反应跟四位老帅当初接到毛泽东询问时的反应一样。周恩来只得亲自向他们保证,这项任务是毛泽东布置下来的,不是要考验他们对革命是否忠诚。

我们中午时分抵达北京机场时,来迎接的是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也就是被毛泽东要求分析中国战略选项的四位元帅之一。这象征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新的中美外交关系的支持。元帅带我上了一辆中国国产轿车,车里拉上了窗帘。我们去的是坐落于北京西区一个公园里的钓鱼台国宾馆,这个地方本来是皇家的垂钓处,四周有围墙环绕。叶剑英建议我们稍事休息,说4小时之后,周总理会到国宾馆来欢迎我们,并进行第一轮会谈。

周恩来亲自来看望我们,这真是莫大的礼遇。根据外交程序,东道国一般会在政府大楼里接待来访的代表团,特别是如果双方负责人的头衔差距这么大,更应如此。(我这个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头衔相当于副部长,比周总理低了3级。)

我们很快发现东道主为我们作的时间安排非常宽松,简直叫人难以置信。这好像是表示,在隔绝了20多年之后,他们并不急于立即就达成实质性的协定。我们原定在北京停留的时间大约是48小时,不能延长,因为我们得去巴黎谈越南问题。我们是乘坐巴基斯坦总统专机来北京的,而我们也无法控制专机的时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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