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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有多阴险 临死才向毛泽东秘报:江青是叛徒

核心提示: 这算是我对党的最后一点贡献……”这时,康生又记起了一些事,补充道:“江青的叛变情况,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也有报道,可以查一查……”康生终于打完“直线电话”,无力地靠在床上,目送着王海容、唐闻生的离去,仿佛了结了一桩最大的心事。

本文摘自《“四人帮”兴亡》叶永烈著人民日报出版社

康生要找的两位年轻人,便是王海容和唐闻生。康生为什么要找这两位年轻人呢?他深知这两位年轻人非同一般,可以把他的话转告深居简出的毛泽东———她们是毛泽东的“直线电话”!

康生已经七十七岁了,头发和八字胡都已花白,重病在身,久未露面,他躺在家中,已自知不久于人世。此人与“四人帮”之中的江青、张春桥,有着颇深的渊源。在“文革”中,康生出任“中央文革”顾问,一直是江青、张春桥的亲密伙伴。康老长、康老短,江青和张春桥叫得好甜哪。

康生在生命危浅之际,忽然约见“直线电话”,当然有要事转告毛泽东。王海容和唐闻生坐着轿车,来到北京城北的旧鼓楼大街小石桥胡同二十四号,“康公馆”就坐落在那里。看上去,那小小的胡同一点也不显眼。步入二十四号大门之后,嚯,却是藏龙卧虎之地。里面居然既有亭台楼阁,又有假山、喷水池。康生一家几口,占据了几十间屋。就连会客厅,也有好几个——不同级别的客人,康生在不同的会客室里会见。“小王、小唐,你们走近点。”这一回,康生只能在病床上,用有气无力的声音对王海容、唐闻生说,无法像过去那样摆架子了。

康生

康生

康生要说什么呢?他的话,使这两个年轻人惊呆了:“请你们转告主席,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都是叛徒!”等这两个年轻人从猛烈的冲击波中镇静下来,康生这才继续说下去:“你们不要用笔记,用脑子记就行了,只向主席报告——江青是叛徒,我在三十年代就知道的。现在还有活着的证人,可以问王观澜。如果主席想仔细了解情况,可以派人去找王观澜调查。至于张春桥是叛徒,我是从张春桥的档案上看到的。张春桥的档案,是江青给我看的。主席不妨调阅一下张春桥的档案,也可以找吴仲超了解。我是一个快要去见马克思的人了。这算是我对党的最后一点贡献……”这时,康生又记起了一些事,补充道:“江青的叛变情况,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也有报道,可以查一查……”康生终于打完“直线电话”,无力地靠在床上,目送着王海容、唐闻生的离去,仿佛了结了一桩最大的心事。比起张春桥来,康生更加刁滑。这位“中央文革”顾问,明知江青、张春桥的底细,却一直到眼看着“四人帮”大势已去才来个墙倒众人推。他生怕毛泽东批判“四人帮”会涉及他这个“顾问”,于是打个“直线电话”,以最后保全自己。康生提到的知道江青是叛徒的王观澜,在《毛泽东书信选集》(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一书中《致王观澜》,曾有一注释,如下:王观澜(1906~1982),浙江临海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色中华》总编辑,中华苏雏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长。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历任中央农民委员会主任、陕甘宁边区统战委员会主任等职。1948年曾到苏联治病。王观澜在病中,毛泽东曾为之写信安慰:“既来之,则安之……”这封信在“文革”中曾广为流传,成为慢性病者常常背诵的“最高指示”。王观澜本人,其实与江青的接触并不多。康生所以提及王观澜,乃因王观澜1937年底在延安与来自上海的徐明结婚,徐明深知江青1934年10月在上海被捕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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