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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德讲述:文革中武斗是怎样被鼓动起来的

核心提示: 我和刘仁原来很熟悉,我们曾在晋察冀一起工作过。刘仁同志有心脏病,后来死在狱中,宁折不屈。10月份,我又找到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我还找过陈伯达一次,提出是不是可以发一个通告,制止打死人等无法无天的行为。中央文革小组不同意,还是说,这样会约束群众的革命活动,影响发动群众。

[导读]67年春北京开始武斗,那时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是七十多人。谢富治想由公安、市委分别发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毛泽东批评说:你们还想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

吴德讲述:文革中武斗是怎样被鼓动起来的

文革中的造反派坐汽车参加武斗

本文摘自《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朱元石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

上次已经谈过一些北京市委的情况。我的记忆不行,再讲一些那时候的情况,只能想到什么说什么。

1966年的11月至1967年1月,新市委已经瘫痪,我们不能在市委正常办公了,就搬到京西宾馆办公。这样,又遭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指责,他们说市委怕群众,已经变成地下市委了。

我讲一讲市委几位书记的情况,一个个惨得很:

李雪峰,主席要他避风头,暂时到天津去了。

郭影秋,被人民大学的造反派揪回人大,关在地下室里,天天遭到批斗。郭影秋有病,我们好不容易和造反派谈判后才把他接出来。

陈克寒,自杀了两次。一次在万里的办公室里服了大量安眠药,被发现后抢救过来。另一次他被商业学院的造反派抓走,遭到揪斗后,他从二层楼上跳楼,没有死,很多地方骨折。市委得到消息后,组织人把他很快送到医院抢救,这一次他又被抢救过来了。有人为此竟批评我右倾,我想总不能见死不救吧!粉碎“四人帮”后,陈克寒同志病逝了。

万里,也被揪斗得很厉害,屡经凶险,后来中央采取措施将他监护起来,由卫戍区执行。

赵凡,被整得死去活来,后来是否被下放到二七车辆厂了,我记不清,起码被关了“牛棚”。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高扬文,在市革委会成立之后,被冶金部的造反派揪走的。当时,曾经请示了谢富治。谢富治说:把高扬文交给他们,与冶金部的造反派谈一下,告诉他们不准武斗、打人,把问题交代完后要把人放出来。以后,我还派了一位由部队到北京市帮助工作的同志去看望了高扬文。高扬文是比较晚一点被冲击的,前边的几位遭冲击早一些。

这样,新市委的领导陆续被整了下去。我还算幸运,继续艰难地工作着。以后,市委又补进了刘建勋、雍文涛。刘建勋是从河南调来的,他任华北局书记,李雪峰走时,我提出我实在干不了,李雪峰就把刘建勋调到市委,事实上让他负责市委的常务工作。雍文涛是从广州调来的,他是广州市委书记,“文革”前调到国务院任文办的副主任,好像兼任了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然后又兼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负责学校、学生工作。还从外交部调丁国钰同志到大学工作委员会工作,外事口先是调李清泉负责,后来改为丁国钰负责,大学工作委员会撤销后,丁国钰被留下来了。又从北京卫戍区调黄作珍任市委书记处书记。

刘建勋后来被调回河南,雍文涛被揪斗后提出回广州,这时没有办法了,又调卫戍区的政委刘绍文任书记。

北京市没有市委时,有党的核心小组,核心小组的组长是谢富治,温玉成任第一副组长,我是核心小组的成员,温玉成调走后,我任核心小组的副组长,谢富治还任组长。

“杨、余、傅事件”后,调温玉成任卫戍司令。“九大”以后,温玉成调走,吴忠任司令。吴忠是驻锦州的四十军的军长,他调到卫戍区任卫戍司令后,又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政法工作。

当时,刘绍文、黄作珍、吴忠、杨俊生这四位军队同志都曾进过北京市委书记处。

那时,上边有规定,卫戍区不搞“四大”,因为卫戍区搞“四大”,警卫工作就会出问题。

以后,军队“支左”,“支左”的同志不由卫戍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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