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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廖承志被打倒致宋庆龄闭门不再见人(2)

核心提示: 廖自己也是胖子,肚子也突出,不过比蒙塔古矮一头,小一圈,他就一边听对方讲,一边轮番抚摸自己的和对方的肚子,似听非听。蒙塔古是苏方授意来就与会议有关的某个问题说项,要中方配合,不要反对。我听廖公说过,过去在延安时,“我们”追随苏联的政策,做过不少错事。

当时在延安新华社工作的美国人李敦白受斯特朗案的牵连,也被打成“特务”,中共根据苏共的要求,把他逮捕入狱。廖当时是新华社负责人,亲自经手办理此事。李敦白新婚不久的中国妻子也只好离婚。所以廖提起此事时,说自己干了一桩“缺德事”。我猜想以他的经历,对于中共与苏共的历史恩怨知之甚深,一旦可以公开批评苏联,他不大需要“转弯子”。

他尽管开会时总似不大专注,但是在关键时刻,反应很快,做决定、下指示都是当机立断,很少犹豫。1962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第一次退场以抗议苏联代表对民族独立运动的讲话,标志着中苏在“和运”中公开决裂,就是他带的头。我当时从后面的翻译箱中望见中国代表团的座位,只见廖公忽然摘下耳机,往桌上一甩,站起来就走,整个代表团连忙跟着都起身走出了会场。这是先斩后奏,“退场”并不在出国前的“预案”之中,不过中苏争论已经公开。后来那位苏联代表那次讲话被当作苏联“污蔑民族独立运动”的例证写入了中苏公开论战的《九评》之一(今天如何看待那些具体问题的是非,又当别论)。事后他和刘宁一(代表团另一位领导)一起,半开玩笑地告诫中国团员说:“退场可不能轻易退,你们以后可别开会开腻了就退场,好回旅馆打桥牌,那可不行!”我体会,这里进退的掌握,也是一种艺术。

他一生经历无数惊涛骇浪,听他闲聊是一大享受。但是他很少讲革命经历、战斗故事。只自称是“国际坐牢专家”:外国的、中国的、国民党的、共产党的监狱共坐过七次:日本三次,荷兰一次,国民党两次,长征路上做张国焘囚犯一次(后来“文革”期间为周恩来特殊保护软禁五年,他自称算“半次”),几番九死一生。记得他讲过在张国焘那里当囚犯,本属于被杀之列,是他的画画才能救了他,张需要他画宣传画,才暂时留他一命,铐着手铐走长征路。后来周恩来到张国焘那里,巧妙地把他救了下来。

他在两个人面前决不敢顽皮,一位是他的母亲何香凝老人。他是有名的孝子,对母亲照顾备至,执礼甚恭。一位就是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对他特别严格,真像对晚辈一样,随时耳提面命。

有一次为斯特朗祝寿的宴席上(赫鲁晓夫为斯特朗平反后,1958年斯特朗来中国定居直到去世,由我所在的“和大”接待,每年都为她举办生日宴会,而周总理每次都亲自参加),周总理在谈话中提到当天从《参考资料》上刚刚看到的一篇重要文章,立刻转身问“小廖”,看过没有。廖答称还没有来得及看。周立即不悦,严厉地说,这样重要的文章你不及时看,是不是又在看那些花花哨哨的外国杂志?接着转向经普椿说,以后你注意给他床头放点正经的材料,把那些杂志拿走。经普椿说,我管不了这个。周说:你怎么能不管这个,难道只管生活?廖只有恭恭敬敬地听着。我觉得周总理对廖特别严,正是对他特别信任和看重,爱之深而责之切。廖在周面前像小学生,挨批评以后,回头向别人吐吐舌头。

还有一位与廖关系非同一般,廖对她绝对尊重的人是宋庆龄。我没有亲见过他们二人在一起的情景,但听说只有廖是能随时登门见宋的,宋待他如子侄,也最信任他。后来,经过几次政治运动,大概廖成为宋唯一可信任的人了。所以“文革”期间廖公也被“打倒”批斗,对宋是一大打击,据说从此她闭门不见任何人。

廖公的确喜欢广为阅读外国报刊书籍,出国时常让人“弄”些来看。我第一次知道《洛丽塔》这本书,竟是从他与旁人谈话中听到的。那时他们谈起来神秘兮兮的,我虽不知内容,但听得出是禁书。多年以后,此书正式传入中国,想起刚出版时廖公就已看到,才体会到他是如何“开放”。

“文革”开始以后,我再次见到廖公是在1973年,海伦·斯诺(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任妻子)访华之时。他是海伦点名要见的人之一,安排与她吃了一顿饭。多年不见,我感到廖公老了,比较憔悴。但是一开口说话,神情依旧。海伦见到他第一句话就是:“啊,你还活着,真好!”他哈哈大笑。后来还向别人说,这位夫人有个特别的问候方式,就是“啊,你还没死”!那次只叙旧,不谈时事,海伦很兴奋,话比较多。她见他活着就满意了,却没有问他这几年的遭遇,这样,廖也就避免了对“文革”讲违心的话(当时对海伦-斯诺的接待方针之一,就是要让她“理解”“文革”)。

1982-1983年,我第一次在美国做访问学者,那是中美开展学术交流之初,双方都很重视。那时我国在对外关系中还有许多不合时宜的框框和僵化的教条,我自己其实思想也不大解放,但是过去至少有一些“看世界”的基础,这次有机会在美国获得感性知识,并比官方派出的人员行动自由一些,接触面更广泛,了解实情更多一些。不免对中美关系乃至我国整个对外关系有一些新的认识,对我国的惯常思路和做法有一些反思。我只不过是一介布衣,人微言轻,如果有什么“建言”,通过正常途径,是很难冲破层层关卡上达的。我当时能想到的、够得着的,而又估计能听得进我的意见的,就是廖公了。所以,我暗中决定,在1983年夏结束访问后回国,就设法求见他一次,把我的想法说出来。不料,就在我回国前,顺访加州,住在中国问题专家何里汉(HarryHarding)教授家,有一天早晨,他告诉我“廖承志先生去世了”。我感到十分突然,黯然神伤久之。我失去了一个再见他的机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这样的人物是特殊历史的产物,不可能有来者,他才七十五岁,不能算老,在中国刚刚开放的关键时刻失去这样一位人物,其损失是难以弥补的。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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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蒙塔古 廖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