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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七千人大会”人人检讨,唯林彪独树一帜 (5)

核心提示: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大会上的讲话,朱德、陈云在山东、陕西省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都是承担责任,勇于自我批评,这极大地启发和鼓舞了与会者。在此次会议上独树一帜的是林彪。林彪也讲“三年来发生的毛病”,也讲“困难”,但是……

毛泽东的检讨不仅使党内人士,也使党外人士感动和钦佩。张治中在听过刘少奇的传达后,当即说:“我当过十几年国民党的中央常委,从来没有听到蒋介石讲过自己的缺点、错误。蒋介石不论在大会、小会上,都是骂这个,骂那个,从来不骂自己。”

毛泽东带了头,其他领导人都作了自我批评。

周恩来2月3日在福建组会议上说:“这里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他结合这四句话,谈了自己的理解,他讲得十分具体:“鼓真劲。有的劲就不是真劲。像你们所说的两个工厂,一个厂踏踏实实地干,说他‘没劲’,‘冷冷清清’,一个厂在那里造假,却说他是‘轰轰烈烈’。这是庸俗地理解了毛泽东同志讲话的精神。……我在这几年也开过几次大会,发了不少奖状,如果表扬的事迹是假的,你就把‘奖状’摔掉。……少奇同志去年回湖南家乡,开始群众不敢讲真话,有人封锁了真相。我也曾到一个地方搞调查,去之前,先派了办公室的同志去,后来发现反映的材料与实际情况还是有出入。你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在战争年代,我们与老百姓住在一起,天天见面,不分彼此,和群众的关系很密切。现在就不一样了。比如我参加你们这个会议,一进会场,你们就站起来鼓掌,我就不舒服,但是又不好阻止你们。昨日下午你们没有鼓掌,我心里就很舒畅。因为有了那么一些形式,就显得不那么亲切,不是平起平坐,而是隔了一层。……为什么还会产生这个隔阂呢?我想就是因为国家大了,‘官’大了,和根据地的情况不一样了。” 周恩来就“大跃进”的错误作检讨:

“我个人所犯的错误,也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一说:第一个例子,就是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会上我所作的关于调整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示的报告中,错误地、片面地规定工农业每年增产的跃进速度。这个报告,本来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调整指标后,想降低一点增长的速度,可是提出来的意见,是50步对百步……不切实际地规定跃进的速度,就使人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只注意数量,不注意品种、质量;只要当前要求,没有长远打算;不从整个历史时期来计算大跃进的速度,而要求年年有同样的高速度……第二个例子,就是在这次选印的中央文件第二部分第一篇关于权力下放的文件中,首先提到:‘为了加快建设速度,使地方工业的产值在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几年之内超过农业产值,逐步地在全国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并且充分发挥全党办工业、全民办工业的积极性。’当时为达到这一目的,就限期将工业下放985%,重工业下放76%。接着,财政、金融、贸易、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管理权也跟着下放。现在看起来,权力下放过多过散,这是形成分散主义的根源之一。这个文件是由我主持起草的。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就必然造成地方上各搞一套和盲目追求产值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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