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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期本是“副统帅”的林彪为何要叛逃苏联

核心提示: 林彪出逃是有政治背景的,这个政治背景就是,他与毛泽东的分歧已经无法弥合,并且发展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   林彪与毛泽东发生重大分歧是在九大之后,分歧的根本点在于四条:一是对内政策。在权力分配上,林彪一直认为毛泽东偏袒江青集团。

四是接班人问题。九大党章虽然把林彪确定为接班人,但毛泽东对他还不算放心。在九大上,毛泽东突然对林彪说,你当党的主席,我当副主席,怎么样?林彪赶紧推辞。林彪认为,毛泽东这样说,是试探他,是对自己不放心的表现。九大之后,有一次毛泽东对林彪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六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纪登奎等。听了这个话,林彪觉得毛泽东已经对自己不信任了,不一定要让他当接班人了,要另换别人了,而且毛泽东所提到的李德生和纪登奎,都不是自己的亲信,因此,林彪对毛泽东的这个提议,默不作声。后来,毛泽东在1971年8月视察南方时,还提到这件事。他在8月16日同刘丰等人谈话时说,那次同林彪说了这个意见(指培养30-60岁之间的人当接班人之事)后,他“至今还未有什么反应”。

林彪与毛泽东之间的重大分歧虽然越来越深,但在九大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二人谁也没有说破。特别是林彪,深谙“韬晦”之道,他在表面上仍然拥护毛泽东,正像后来人们所形容的,他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

在九大开过后不久,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重大分歧,就在设不没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暴露出来了。毛泽东主张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主张设国家主席,二人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反复多次,仍未能统一。实际上,在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的分歧,只是林彪与毛泽东之间更深分歧的不太明显的一种外部表现。最终,二人之间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的分歧,在1970年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上公开化了,林彪与毛泽东之间的重大分歧实际上也已经暴露在全党面前了。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批判了陈伯达。毛泽东批判的虽然是陈伯达,但其矛头所指,是林彪。

九届二中全会在毛泽东意见基础上统一了思想,陈伯达被责令检查,后被隔离审查。林彪手下几员大将也被责令检查,林彪集团遭受惨败。林彪心中又气又恨。但是,他在表而上还要拥护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林彪发表讲话,他假意说:“这个会议整个进程中间,都是主席亲自指导的。会议过程中间出现的问题,主席很敏锐地发现了,顺利地解决了。这个会议,可能(开)成一个是团结的会,还是(开成一)个分开的会?经过主席的这种指导,依然变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林彪心情沉重地下了庐山。

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发动了“批陈整风”运动。“批陈整风”运动,批的是陈伯达,实际上是针对林彪的。对这一点,林彪内心是很清楚的。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让林彪手下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写书面检查,同时,毛泽东还提出:林彪对这件事要有所表示。林彪对此,抵触情绪是很大的。在庐山上,他告诉手下的人,没有错,不要检讨。下了庐山后,当他看到毛泽东坚持要他们写书面检查时,不得不转而告诉他手下的人写假检查,这就是:在检查中只谈上了陈伯达的当,坚决不谈他们自己搞了什么阴谋。叶群直接告诉林彪手下的大将们:把一切问题都推到陈伯达身上,就说是上了陈的当。而林彪自己,则对“批陈整风”一直不表态。

毛泽东对林彪的这种态度很不满意。虽然他仍然坚持要拉林彪,保林彪,但在林彪必须表态这个问题上他是不让步的。1970年9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约汗东兴淡话时说:“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毛泽东还讣:汪东兴回北京后,把他对汗东兴检讨书的批示交给林彪、周恩来、康生,并向他们转达毛泽东的意见:争取犯错误的人早点觉悟。”毛泽东后来在接见一些地方和军队高级领导人时,也多次说过类似意思的话。但是,林彪一伙却决心与毛泽东对抗,在检查书中,就是不提他们背后的活动,而毛泽东则从庐山会议上他们的表现中,以及从他们交上来的检查书中,发现他们背后肯定的阴谋。毛泽东在叶群的检查书中读到叶群所写的“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时,十分注意,在这段文字的下面划了两道横线。毛泽东在吴法宪所写的检查书中看到吴写的“曾经把陈伯达的论天才的语录打印了几份,给了办事组的几个同志”后,在这段话的下面也划了双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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