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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警回忆录:秦城监狱里哪个高官谁最难管?(2)

核心提示: 他还放言:“我戚本禹早就知道秦城有个何殿奎,看你对我采取什么措施。”庭审时的陈伯达 秦城监狱最难管的人物 但戚本禹还不是最难管的。 但他等来的,是江青自己被投入秦城监狱。何殿奎在204监区一直工作到1985年,提为副处长,脱离了监管第一线。

老处长忆泰城监狱监管岁月:进来的老干部多是抓错,陈伯达最难管

潘汉年

贴身监护潘汉年

何殿奎跟这份专门看管大人物的特殊工作结下不解之缘,是因为潘汉年。

1955年4月3日,他被从功德林的丁字号监区紧急抽调去监管潘汉年。领导看中了他的政治可靠和年轻肯干:他才23岁,但十来岁到延安,20岁入党,已经是个年轻的“老革命”了。

那一天,何殿奎记得太清楚了,因为潘汉年太特殊了。潘是被秘密逮捕的,看守他的部队都不是那里的,是专门从北京市摩托连调来的一个排。整个监区,只关他一个人。岗是双岗,监房门口一道,监区门口一道,除了何殿奎谁都不能进去。

潘汉年刚来的那十几天,何殿奎就住在他房间里,24小时贴身监护。

那些天,潘汉年几乎每天被带去“谈话”。他出入都要戒严,如临大敌。

谈话的地方不是普通的审讯室,而是会议室,坐在沙发上谈。主持谈话的先是公安部的一个局长。何殿奎在旁边端茶倒水。

秦城的办案人员和监管人员有严格区分。前者即预审员,只处理案情;后者则负责犯人的吃、住、健康。没有特殊情况,前者不允许进入牢房,后者不可以知道案情。潘汉年的案子是唯一一次,何殿奎目击了审讯开始头几天的过程。

谈话很“平稳”,但并不顺利。潘汉年就是不开口。僵持了几天后,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亲自来谈,说“保证你死不了,不信可以给你写个条子”,他才开始谈。

潘汉年被捕时是来北京参加全国党代表会议的,这次会议是要解决被称为建国后第一次党内斗争的“高饶事件”。作为饶漱石的下属,潘汉年自知难逃干系,主动写了交代材料,包括自己曾被挟持去见汪精卫的那件事,结果为“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成立提供了“铁证”。

不久,“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其他主犯相继入狱。

何殿奎记得,潘汉年的编号是64,袁殊65,扬帆66,饶漱石最特殊,0105,全监狱独一无二。他至今不解其奥妙。

谈起对潘汉年这位情报界传奇人物的印象,何殿奎说他个子不高,胖胖的,不爱说话,“很稳重的一个人”,从来看不出他情绪上的变化。他生活很有规律,晚饭后会在床上闭目打坐一个小时。刚看到这奇景,哨兵以为他死掉了,还曾跑去报告何殿奎。潘汉年在狱中写过一篇小说,写一个拉洋车的人,可惜后来找不到了。

1963到1964年,204监区的犯人陆续释放。潘汉年就安置在秦城监狱的家属区,生活仍然由何殿奎照顾。那段时间,他生活比较愉快,常去南边的水库钓鱼,去附近的小汤山镇散步,和何殿奎也有说有笑。但这样的日子随着文革的到来彻底结束了。

“我早就知道秦城有个何殿奎”

文革开始后不久,扬帆、饶漱石、潘汉年等再次入狱。

潘汉年等回到的秦城,已经不是文革前的那个秦城。“旧公检法”的那套管理制度,被造反派称为“修正主义”“和犯人同流合污”,全部取消。1967年11月,秦城被军管。原来的监管干部全部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

何殿奎就此离开了秦城,一别5年。直到1972年11月,才被调回来。他是第一批回来的两个人之一。

秦城已经面目迥异了。因为“走资派”太多住不下,秦城又加盖了两栋4层红砖小楼,编号为205和206。监狱的名称也换成了“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七大队”。

何殿奎告诉记者,“秦城监狱”文革前并不叫这个名字,叫公安部预审局,对外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看守所。文革军管时写报告,落款是“七大队”,总理看了说:“什么七大队,不是秦城监狱吗?”从此秦城监狱才叫开了。但这个名称从来没有见于正式文件,也没有挂牌,正式名称仍然叫公安部预审局(现在叫监狱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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