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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警回忆录:秦城监狱里哪个高官谁最难管?

核心提示: 他还放言:“我戚本禹早就知道秦城有个何殿奎,看你对我采取什么措施。”庭审时的陈伯达 秦城监狱最难管的人物 但戚本禹还不是最难管的。 但他等来的,是江青自己被投入秦城监狱。何殿奎在204监区一直工作到1985年,提为副处长,脱离了监管第一线。

“中国第一监狱”秦城监狱,是1950年代苏联援助新中国157项经济与国防建设的工程之一。高级别、高规格、高待遇,使得秦城监狱成为特殊监管的别名。而发生在秦城监狱的故事,则成为历史的特殊佐证。

老处长忆泰城监狱监管岁月:进来的老干部多是抓错,陈伯达最难管

秦城监狱大门

78岁的何殿奎住在北京市金融街旁一个老旧而安静的小区里。这里跟金融街近在咫尺,却完全是两个世界。

何殿奎离休前是秦城监狱监管处的处长,在秦城监狱及其前身功德林监狱担任监管员近40年。几乎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一样,阅尽了中国政坛高层人物的起伏面孔。

“我有这么个思想。这些老干部怎么能犯了罪呢?这我有怀疑。为什么产生怀疑呢?好多案子引起我的怀疑。‘青岛案’那么多干部被抓,都错了;‘广东案’更大,一二百人,都错了;五几年,内部肃反,弄来弄去又错了一批。对这些老干部,必须要保护好,服务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行了。”何殿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编者注:“青岛案”即1955年青岛市委书记王少庸等人的“反革命内奸嫌疑”案;“广东案”即1951年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泊等人的“特务”案,皆系重大冤假错案,已平反)

近来,他跟公安部的另一位(离休干部)汪春耀开始合写一些回忆文章。汪以前常到秦城监狱提审犯人,跟他相识。用汪春耀的话说:他们这些小人物,脑子里装了太多大人物的故事。

何殿奎的记忆力只能用“惊人”二字来形容。一串串的人名、数字,从他嘴里出来,不用思考,不用回忆。

独立卫生间、地毯和鱼翅

何殿奎永远记得这个日子:1960年3月15日,秦城监狱落成的第一天。从那天起,他就在那里工作,直到1992年离休才离开。

苏联援建的秦城监狱,由4栋3层青砖小楼组成,编号分别为201、202、203、204。后来参与审判“四人帮”的法官王文正在《以共和国名义判决》中写道,其设施和条件,“远远超过当时中国普通人家的居室”。那是1980年,作为预审员的他就住在秦城监狱的监房里办公。每间监房都有独立卫生间,带脚踏式冲水的抽水马桶。

王文正可能不知道,他住的仅仅是条件最一般的201监区。秦城的四座小楼,内部结构都不一样。204监区,待遇更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204的监房约20多平方米,铺着地毯,床是沙发床。伙食标准是按部长级待遇,到东华门“高干供应点”采购。早餐有牛奶,午晚餐是两菜一汤,饭后有一个苹果。苹果是刚从冷库里拉来的,放在稻糠里保鲜,拉来时那苹果都冒着气儿。还给他们发固体饮料,一盒12块,一块能沏一杯柠檬茶。方糖分白色和咖啡色的两种。每天如此,即便在困难时期都一样。

给他们做饭的则是专门从北京饭店调来的乙级厨师刘家雄。就是在那里,何殿奎第一次见识了鱼翅。他以为那是粉丝,刘家雄告诉他,是鱼翅,就是鲨鱼的鳍。只有刘家雄一个人会发海参、鱼翅这些东西。

每天,都由何殿奎给他们送饭。每人一个四层的饭盒,分别装米饭、两个菜和一个汤。冬天用棉罩保温。每个饭盒的颜色都不同,以示区分。一共15份。

这些重量级犯人是从功德林监狱的“特监”迁来的。1956年7月,功德林设立了一个专管高级干部的“特监”区,把这些人从不同监区集中起来管理,何殿奎是监管员。“特监”一共8个人:原来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从事特情工作的袁殊、外贸部副部长徐雪寒、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泊、《人民文学》编委胡风和一位公安部的局级干部。

秦城监狱建好后,这些人全部迁入204监区,青岛市委书记王少庸等几位“青岛案”主犯也从别处迁来,一共15位。

但他们并不知道彼此。放风是严格隔开的,绝对避免见面。哨兵也只知道其编号。

唯一知道他们身份的,除了领导,只有204监区的管理员何殿奎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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