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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5)

核心提示: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37页)据王光美回忆,当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说:八大《决议》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提法不正确。

如此看来,八大没有提毛泽东思想,丝毫不能说明毛泽东本人和中共党内对“毛泽东思想”的内涵和表述有任何怀疑,所谓毛泽东地位下降的推测更是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从毛泽东历次谈到这个问题时的说法也可以看出,他所强调的只是不宜在公开场合使用“毛泽东思想”这种提法,而并非认为这种提法本身有何不妥。中共在建国后,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战争直到三大改造提前完成,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这使毛泽东在党内外的威望和影响空前提升。人们更加折服于他的雄才大略,没有人会怀疑其领导的正确,更不用说会有谁对毛的地位提出挑战。

从八大对个人崇拜问题的处理方式可以看出,这个关乎共产党发展大计的重要问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苏共二十大以后,反对个人崇拜已经成为各国共产党通行的口号,中共当然不会公开提出异议。然而,八大对这个问题的处理相当微妙。与半年前苏共二十大的情况不同,反对个人崇拜并没有成为八大的主要话题,众多大会发言对此都没有涉及,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报告也只是从肯定苏共二十大的角度提到了个人崇拜问题。尽管在制度层面做出了一些加强集体领导的规定,但中共并不认为在中国存在着个人崇拜现象。邓小平在报告中谈到这个问题时是这样说的:

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这一点,现在已经写在我们的党章草案的总纲里去了。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当人民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前夕,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这对于制止歌功颂德,起了很有益的作用。……当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地执行。[28]

邓小平报告的基本口径是:反对个人崇拜是正确的,是必须坚持的原则;但中共很早就注意了这个问题,而且正是毛泽东自己反对对个人的歌功颂德;领袖是需要热爱的,这不是个人崇拜。这样,既接过了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又维护了毛泽东的威信,并间接地回答了人们对中国是否也存在个人崇拜现象的质疑。

当然,八大关于中共党内不存在个人崇拜现象的解释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事实上,个人崇拜现象从延安整风时就已经开始了。延安整风树立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授予了毛泽东独断专行的权力,神化了毛泽东的作用。在中共七大会上,不只是刘少奇,包括张闻天、任弼时、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在内,对毛泽东都是一片颂扬、崇拜的言词。延安整风后,“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迅速传遍延安,《东方红》也是这时传播开来的。[29]

不过,关键的问题还是毛本人的态度。从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后的一系列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于苏共批判个人崇拜的心情是双重的——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赫鲁晓夫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解除了套在中共头上的紧箍咒,正如他后来对苏联大使尤金讲的:“应当承认,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国共产党的形势,其中也包括我们党在内。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像是为我们党揭去了一个经常压抑我们和妨碍我们正确理解许多问题的盖子。是谁为我们揭去了这个盖子?是谁使我们大家更容易正确地理解个人崇拜的问题?是赫鲁晓夫同志,为此我们十分感谢他。”[30]担心的是在一般意义上反对和取消个人崇拜的做法将导致中共党内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出现“蛇无头不行”的混乱局面,所以他才认为赫鲁晓夫“捅了篓子”,并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突然冒出一句:“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31]后来又说,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没有指出本质的问题”,“只说反对个人崇拜,不能解决问题”,应该反对的是主张沙文主义、个人专制和个人独裁的个人崇拜。[32]八大对个人崇拜问题的提法,正是反映了毛泽东的这种复杂心态。

看来,毛泽东反对的是对斯大林的崇拜,而不是对中共领袖的崇拜,欢迎的是苏联党批判个人崇拜,而不是中国党也批判个人崇拜。说到底,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还是需要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的。正是在这样的认识论的基础上,八大关于发扬党内民主和加强集体领导的制度规定便大大打了折扣。

[28]《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91-92页。

[29]详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05-646页。

[30]毛泽东与尤金谈话备忘录,1957年10月30日,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3,оп。65,д。589,л。173-179.

[31]《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42页。

[32]毛泽东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夫的谈话,1956年10月31日,转引自李捷:《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内政外交》,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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