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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4)

核心提示: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37页)据王光美回忆,当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说:八大《决议》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提法不正确。

胡的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1948年下半年,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苏南冲突,共产党情报局10月会议决定将南斯拉夫共产党逐出教门。斯大林决心与铁托分裂的根本原因,就是不能容忍南共的自作主张和在巴尔干独立门户的“民族主义倾向”。与此同时,针对东欧各党“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和主张,斯大林在共产党情报局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围剿“狭隘民族主义”的斗争。[15]毛泽东对此极为关注。当时,国共之间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已经开始,中共绝对需要苏联的全力支持和帮助。据苏共中央联络部观察,从1947年9月召开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大会后,中共就明显地表现出对苏联的好感,并广泛地利用会议材料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派的斗争。[16]所以,共产党情报局1948年对南共和民族主义的批判,立即得到了中共的积极响应。中共中央专门做出了关于南共的决议,指出:铁托集团由于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系列基本观点,因而陷入了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泥坑。11月1日,刘少奇撰写《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一切民族,要从帝国主义压迫下争求解放和保卫民族独立,取得苏联及世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援助,乃是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17]毛泽东就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提出对宣传毛泽东思想降温的,其目的和考虑不言而喻。

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的压力本来可以也应该解除,但他仍然坚持不同意使用“毛泽东思想”一词,其原因还在于苏联——苏共此时开始的反对个人崇拜的举动及其在中国党内的影响。斯大林死后不久,苏联报刊就开始从理论上谈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并提到个人崇拜问题。在1953年5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根据贝利亚的倡议,通过了关于在节日期间禁止游行队伍抬举领导人画像的决议,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并由此谈到了个人崇拜的危害性。[18]接着发生了贝利亚事件,苏共中央为此做出的7月决议特别指出了“另一种不正常现象”,即在“近几年来的宣传工作”中,“走上了一条宣扬个人崇拜的邪路,从而贬低了党的领导核心和整个党的作用”。[19]苏共中央还特意安排了三次会议,分别向中共、东欧各党及意共和法共介绍情况,而在这里,斯大林遭到了点名批评。据参加会议的意共代表带回的材料,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等人出席了通报会。莫洛托夫在宣读全会文件后进行的长篇解释性讲话中,列举了斯大林的一系列错误。通过许多具体事例,莫洛托夫描绘出一个头脑简单、性情粗暴、处事偏执、权欲熏心、甚至有些疯癫的最高统治者的形象。莫洛托夫最后告诫说,为了避免重犯“个人崇拜”的错误,“应该坚持集体领导”。[20]

此后,类似的消息不断传到国内。1953年12月25日中国驻苏使馆向中宣部报送了两个材料,介绍了苏联报刊和宣传中批判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情况,中宣部编印的《宣教动态》1954年第3、4期刊载了这些材料。1954年3月27日,大使张闻天又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报送了一份题为《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的材料。4月28日毛泽东批示刘少奇:这些都是“重要文件”,作为内部文件印发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在京有关人员。[21]鉴于苏共当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和影响,其反对个人崇拜的做法在中共中央引起的反响是可以想见的。这年12月中宣部发出的那个关于如何解释毛泽东思想的通知,不能说与这些背景没有直接关系。

苏共二十大以后,特别是在1956年7月《人民日报》公布了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以后,反对个人崇拜问题更加成为了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了。新华社编辑的内部参考,大量登载了中国社会各界的种种议论。人们不仅为赫鲁晓夫揭露出来的斯大林的错误感到震惊和不解,而且已经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中国党内有没有个人崇拜?天津市干部提出,“今后歌颂领袖时应恰如其分,如有些歌曲中有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等词句,应考虑改变一下”。[22]广州市工商界部分人士说,“苏共能够这样暴露缺点,才是发挥民主精神。”“我们过去有时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是不够恰当的,带有封建色彩,也是个人崇拜,忘记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力量!”[23]长春市干部中也有些人认为,中共也有个人崇拜的现象,如开会时只给毛主席致敬电,不给党中央致敬电,电影里只提毛泽东军事思想,不提党的军事思想,农业发展纲要中只说毛主席的指示,不提中央的指示等。更有的人提议:“我们国家对党的领袖也应注意”,“不应强调喊毛主席万岁”。[24]一时间,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在减少对自己领导人的宣传,以避个人崇拜之嫌。东欧各党紧跟苏联自不待言,连法共和意共都赞成批判个人崇拜的现象。[25]越南劳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报》则在7月10日发表社论,欢迎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26]甚至朝鲜也逐渐减少了个人崇拜式的宣传,最先改变的是取消了“金日成万岁”这个口号。[27]在这样的氛围下,毛泽东本人和中共高层领导人自然都不便再重新提出“毛泽东思想”。由此可见,在中共八大和有关文件中不提毛泽东思想,乃为客观形势所迫,而非主观愿望。

[15]详见沈志华:《对1948年苏南冲突起因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5-26页;《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72-187页。

[16]关于九国共产党会议之后中国的局势,1948年1月23日,РЦХИДНИ(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ф。17,оп。128,д。1173,л。1-37.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65页;1948年11月7日《人民日报》。

[18]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80-409页;ЦХСД(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ф。3,оп。10,д。22,л。3-4;д。20,л。11,НаумовВ。П。БыллизаговорБерии?Новыедокументыособытиях1953г。//Новаяиновейшаяистория,1998,№5,с。20-22、27-28.

[19]《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第47-72页。这里根据原文对译文做了一些修改。原文见НаумовВ。,СигачевЮ。ЛаврентийБерия。1953:СтенограммаиюльскогопленумаЦККПССидругие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1999,с。265-273.

[20]R.J.Service,The Road to the Twentieth Party Congress,Soviet Studies,Vol.33,№2,April 1981,pp.240-242.代表中共出席通报会议的是高岗,但可惜至今没有看到中方有关这次会议的任何史料。

[2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第484-485页。

[22]《内部参考》1956年2月28日第37号,第293-295页。

[23]《内部参考》1956年3月13日第51号,第150-151页。

[24]《内部参考》1956年4月18日第87号,第394-396页。

[25]РГАНИ(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ф。5,оп。28,д。415,л。165、167.

[26]《内部参考》1956年7月11日第1930号,第259页。

[27]《内部参考》1956年10月24日第2032号,第1180-1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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