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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毛泽东斥北京市委:总是“怕”字当头

核心提示: “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并不了解,对中央存在的党内斗争更是毫无所知。就在1966年7月,毛主席在会上指责我们说:现在总是“怕”字当头,总是怕乱,怕反革命,怕动刀动枪,领导干部都不下去,不到有乱子的地方去看看。

本文摘自《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朱元石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1

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1966年5月中旬,李富春同志打电话给东北局,传达中共中央调我到北京市工作的决定。我当时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同志打电话通知我,到沈阳汇报和交代吉林省委的工作以及交代我所分管的东北局文教方面的工作。在吉林省工作多年,不免有些留恋,同时也知道“京官”难当。我见到宋任穷时,提出能否不去北京?宋任穷说:工作需要,中央的调令,不能不去。我又问:北京的情况怎样?他谈了些,又简单地说:彭真出了问题。我追问:彭真出了什么事?宋任穷说:你到北京后由中央同你谈。任穷同志不愿多谈。

我在沈阳待了几天,5月24日到了北京。那时,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央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5月4日~26日),毛泽东时在外地,刘少奇主持。就在23日那天,中央作出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彭真还被撤销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由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彭、罗、陆、杨,他们的问题由所谓“对抗文化革命路线”上升到了“反党集团”。

我到北京后,先去见了邓小平同志。

小平同志笑着说:欢迎你来,中央决定你到北京市委工作,李雪峰任第一书记,你任第二书记。

邓小平要我先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北京的情况由李雪峰与我谈。

政治局扩大会议已临近尾声。我听了最后两三天的会议,听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等的讲话。他们都是着重讲毛泽东思想如何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等问题,因为前一段的会议我没有参加,许多事情不接气,听不懂。这时彭真同志已经不参加会议了。

我到北京后,也就去见了叶帅。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首都工作组,叶帅是组长,办公室主任是王尚荣。工作组一是改组了北京卫戍区,傅崇碧任司令员,黄作珍任政委,卫戍区调进了两个野战军的主力师(七十师、一八九师)。叶帅对我说: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二是改组北京市委。我来北京前的二十几天,华北局派池必卿、黄志刚率工作组进驻市委,调查市委的“罪状”。三是改组北京市公安局,由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以华北局工作组的名义进驻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批示将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八个负责人先后逮捕。把市公安局局长邢相生逮捕后,公安部又派来一个局长叫李钊。后来,李钊也被捕了。

当时,大家都很紧张,我更是摸不着头脑。我从1955年调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后,在东北工作了11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了解,对中央存在的党内斗争更是毫无所知。

李雪峰是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他参加了杭州会议、上海会议,会议上的情况他没有给我传达,在与我谈话时,只对我说北京的问题严重,毛主席批评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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